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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可把反对走和平道路的恶势力激得又慌又怒了。为了干扰破坏中共联络人员的宣传、讲解，他们也组织人员上街，对联络处人员进行谩骂、冲击，甚至殴打。
7月24日下午，联络处铁路工作组的秘书王士鑫等四人，从车站回城途经警备司令部门前时，三个便衣上前挑衅、谩骂。王士鑫等当众予以斥责。慑于王士鑫等的义正词严，又是在警备司令部门口，他们不便动手，就纠集起二十多人跟踪尾随，当王士鑫他们走到旧城慈善院附近时，他们突然发起了袭击。王士鑫被炸牺牲，另两名工作人员也被击伤。
光天化日之下的这一残杀中共代表的罪行，不但震惊了归绥，震惊了绥远，也几乎把整个北平都震惊了。要不是毛泽东高瞻远瞩，马上指示“绥远方式”不变，几乎使绥远的和平进程因此而中途夭折。
董其武终于忍无可忍。他立即把第一一一军军长刘万春、第二五八师师长赵晓峰、独立第七师师长张世珍召集一起，严厉下令彻查。
董主席发了怒，大家也不敢怠慢。但彻查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凶手竟是曾当过刘万春马弁的第二五八师段锦堂团第二营第六连连长李锡庆。
李锡庆得悉，这一次闯下的大祸，就是刘军长也不好替他硬顶了。于是，他马上伪称“奉命剿匪”，鼓动起几十号人连忙星夜潜逃。董其武得知后，再次严令刘万春、赵晓峰、张世珍，一定要把凶犯缉拿归案。在董其武的严令和社会舆论的重压之下，团长段锦堂不得不亲自率领三个连队奋起直追。追到后，立即将李锡庆就地击毙。
把他们这样一枪毙了，傻瓜也知道里面大有文章！董其武当然更清楚段锦堂是听刘万春的。但考虑到整个局势的严重性，从大局出发，董其武没有再深究下去。
就在此时，重镇包头也已被蛊惑起了不少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上街游行示威，沿街散发传单，高呼“打倒傅作义，打倒董其武”的口号。董其武知道，更险峻的难关还在后头。
徐永昌匆匆飞到绥远。蒋介石决定电拨1900两黄金。毛泽东说：“那么点黄金怎么能解决绥远的困难啊！给你10万银元，就由你去担任绥远的军政委员会主任。”
这一切，却极大地鼓舞着行将就木的广州国民政府。在得到张庆恩等破坏绥远起义之目的已经达成的报告后，7月29日，徐永昌和王叔铭偷偷赴绥。
徐永昌是国民政府的军令部长，王叔铭是国民党空军的副总司令，毫无疑问，两人都是“党国”大佬。
其实，在国民党政府那儿，徐永昌既无把死马医成活马的才能，也无把水鬼骗上岸来的本事，并且早已证明在这方面他是“屡战屡败”，何以还要派他来充当“说客”呢？
天可怜见，不说国民政府此刻已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可派，就是有，也没有人愿意来当这样的差呀！不管徐永昌有没有用，到底还能与“老晋军”说得上话吧。让王叔铭与他同行，则因为王叔铭是孙兰峰的山东同乡。
因为此刻国民政府看中的，已经主要是孙兰峰。在“傅家军”中，孙兰峰与董其武几乎是可以平起平坐的。现在董其武处境困难而孙兰峰态度暧昧，加上刘万春是自己的旧部，徐永昌相信，通过工作用孙兰峰和刘万春对董“取而代之”，应是不难做到的。
果然，他与王叔铭跑到绥西陕坝，把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都“召”过来，先是“集体”晤谈，后是“个别”交心，如此这般地一番之后，“成效”就出来了。结果是，董其武被“提升”为“西北军政副司令长官”，而绥远的主要部队则被组建为第九兵团，正副司令官分别由孙兰峰和刘万春担任，同时就商量，“部队一定要西撤”。
董其武不动声色。在此之前，董其武既是绥远省主席，又是“华北剿总”驻绥指挥所主任，是绥远的最高军政长官。如果去任一个“西北军政副司令长官”，加上第九兵团一成立，那就有被完全架空的危险了。于是，他先给了徐永昌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绥远现在已是华北的最后一个阵地，请政府选派贤能来接替我的一切职务。”
徐永昌愣了一愣。董其武这分明是对削弱他的军权不满。于是连忙说：“绥远是离不开董主席的，董主席还是要全面负责，全面负责。”
董其武顿了顿后又正色道：“北平问题是北平问题，因北平问题而停发绥远部队的一切补给，是没有道理的。西撤可以，但部队现在已十分困难，绥远各部的下级官兵又多半是本地人，需要安安家后再走。因此，希望国府能把几个月的欠饷如数补发。”
徐永昌连忙答应立即请示。电报广州后，仍然指挥一切的蒋介石也为之一喜，马上同意电拨黄金1900两，“以为西撤之用”。
为了应付，并能尽快得到补给，董其武立即命令张世珍的独七师向西开往河套，做出了“西撤”的样子。但同时秘密命令张世珍：“你师进驻河套后，守住乌浪口和西山嘴，不让其他部队西逃；凡没有我的命令而擅自向西撤逃者，一律予以坚决阻击。”张世珍是董其武亲信，忠诚可靠，且独七师装备较好，实力也较强，完成此任务没有问题。
可是这一来，由于董其武的实力减弱，在归绥方面的应付也就更显得困难了。
而且，还有最关键的，就是孙兰峰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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