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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解放军倒没有卡。石景山被他们占了，门头沟被他们占了，煤电倒还都照样往城内送。城内备有小电厂，不行就靠它了。只是工人经常罢工，可以说日日不得安宁。”
停停他又说：“打，是肯定没戏的了。不说这些，解放军那个战斗力，你看新保安、张家口！现在我们这状况，根本对付不了几阵子。对此，老傅心中清清楚楚。他急急让我把你请来，实际就是为了商谈‘和平’大计。”
这，邓宝珊当然有数。关键是现在这么副状况，要“和平”，却又怎么个“要”法？
对傅作义，邓宝珊当然是了解的。他知道他所希望的肯定就是脱离蒋介石，走“第三条道路”。可是，以现在平津前线双方对峙的客观形势看，这“第三条道路”肯定走不成。因为你没有资本。那么起义，也即缴械、投降？老傅对此又分明宁肯杀头也不会接受。这到底该怎么个“和平”法，邓宝珊也深感犯难。
说话间，两人已到了傅作义办公室。
邓宝珊一眼就看到，傅作义的办公桌上，已放着一份拟好的和平通电。
邓宝珊是个性情豪迈爽直的人，与傅作义又是多年的生死之交，在他面前，言行举止也就无甚顾忌。才及寒暄，他就指着通电问：
“与中共联系过了？”
王克俊回答：“没有。”
“如果这样，此电就不宜发表！”
他解释说：“北平的处境，与南京李宗仁、武汉白崇禧都绝对不同，已是兵临城下，倘是贸然发布通电，就会有对中共方面‘施压’之嫌，不但不会接受，还会增加反感。再说，对老蒋那边也无法交代。”
刘后同是从一开始就积极主张先发和平通电的。辛亥时期的那种方法，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他觉得，主张和平，先发一个通电昭告全国，大家都停止动武，和平也就实现了。至于“和平”以后的事项，那是要通过谈判商量解决的。他的这一方法，杜任之不赞成，王克俊不同意。他们都认为，现在的局势已完全不同了。拥护共产党或与共产党合作，也与当年拥护辛亥革命已经完全不同。可他不以为然，觉得发通电是“争取主动”的好办法。关于“施压”之嫌这一点，他倒没有考虑。
邓宝珊说，现在北平的局势是：城外，解放军的力量占绝对优势；城内，蒋系中央军的力量占绝对优势。如无中共方面的充分合作，蒋介石一翻脸，中央军一旦生事，军统、中统一起捣乱，城内的局面是很难控制的；而要是中共方面一误解，马上发动攻城，北平也是很难保得住的。这一来，一切的“和平”努力，也就都前功尽弃了。
“那么，以邓先生之见呢？”刘后同问。
邓宝珊说，唯一的办法，还是要寻找与中共直接联系的线索。
可现在的问题是，送出去那么多信息，中共方面却没有一点回声啊。
“即便如此，也不能贸然从事。”
傅作义沉思着。是的，不管怎么说，这“千古罪人”，他是不愿意做的。他想了想，说：“好，不发通电，再设法与中共联系。”
兴隆街“晋丰行栈”生意兴隆。北平地下党在这儿结识了许多重要人物，其中一个是傅作义嫡系第三十五军副军长丁宗宪。
由于崔载之被突然召回，中央军委又下了那样的指示，武力解决北平的可能性似乎突然增大，解放军攻城的准备工作也更紧张地开展起来。
为了有效保护文物单位和学校、工厂等重要建筑，北平地下党已专门绘制了详细地图，送交平津前线司令部。地图上清楚地标明，哪些地方可以打，应该打，哪些地方不能打，应保护等。可即使这样，平津前线司令部也要求能尽快解决战斗，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在此之前，已有第九十二军的策反成功。根据北平守敌的情况，刘仁又指示：还要争取更多的部队，能够在战斗一旦打响后单独起义。
北平地下学委系统负责军事策反工作的傅部“荣军中校”王甦，接到刘仁的指令后，与华北学院的魏焉一起，先对国民党北平铁甲列车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于维哲进行了工作。国民党北平铁甲列车总队，下辖有第一、第二、第四3个大队，担任城内前门、永定门、广安门、西直门一带机动守御。第一大队大队长于维哲原是中共党员，后来失去联系。王甦、魏焉奉命与其建立起联系后，很快取得了进展，经几次商谈，于维哲明确表示，愿意脱离蒋介石、傅作义集团，投向人民一边，为解放北平立功。通过于维哲，北平地下党又在第二、第四大队各策反成功了一个中队。最后，王甦和他们商定，一旦解放军开始攻城，他们就分别从前门车站等地，朝永定门方向突破，内外夹击，接应解放军迅速进城，并以火力封锁东单临时机场，防止敌人从空中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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