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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组织有秘密和公开之分。除秘密的北平站外，在“剿匪”总部、警备司令部、警察局都有“军统”的公开组织。内部规定：秘密组织指挥公开组织。也就是说，北平“军统”组织是由北平站指挥的。徐宗尧的问题解决了，对顺利解放北平又增加了一大有利条件。可以说，至此，解放北平已万事俱备，等着的就是傅作义的最后决断了。
邓宝珊穿一套士兵的棉军装去见崔月犁。他很快明白：中共的目标就是“和平”缴械。那么，他也就只能想如何以一个最好的方式“荣誉移交”或“光荣的交代”了。
所有这一切，傅作义当然不可能一点儿都不知道。王克俊的政治特派员不断有消息从各部队报来，其他秘密渠道也有不少秘密报告，都是各个部队或这样或那样的不稳消息。对有些部队，如第九十二军，他自己也心中有数。他命令他们去夺回南苑机场，他们却只是把命令层层下转，军转到师，师转到团，转到最后，就剩个把连的兵力，去劈里啪啦地“应付”一阵，回来报告说“共军抵抗异常顽强”，几经冲杀无力突进，就完了。他知道，那是“有原因”的。自己的嫡系呢，也肯定不可能都铁板一块，倘有风吹草动，肯定也会有“靠不住”的人。可在这样的非常之秋，他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甚至连表面上都只能做出对一切都一无所知的样子。他所能做的，就是自己加紧把问题解决和命令下属不准单独对外接洽。
接连两天，邓宝珊穿梭似的奔忙。他与张东荪、符定一等许多人都谈了话。张东荪也告诉他，中共方面已找过他，让他作为“第三者”陪同傅的代表一起出城谈判，他已表示同意。邓宝珊与傅作义反复研究，从各方面得到的信息看，中共还不会放弃和谈；之所以摆出这么一副架势，目的无非还是要价。
就在这时，杜任之突然给傅作义打来了一个电话。他是在得到冯杰宸的确切消息后才给傅作义打电话的。他敦促傅作义：现在该当机立断了。要是还不认清形势，准备逆历史潮流而动，即便是“亲信”、“嫡系”，也是很难保证都绝对“靠得住”的。
这话中之话，傅作义当然有数。于是，他对杜任之说：“我们是愿意和谈的，现在的关键是无法与共产党方面传递消息。”并告诉他：邓宝珊已经抵平，希望能马上面见中共方面的代表。
杜任之立即把这事告诉了崔月犁。
其实，崔月犁此时的焦急程度，一点儿也不亚于傅作义。组织上把与傅作义联系的关系都转给他之后，加上佘涤清又被逮捕，他的担子一下子加重了。毫无疑问，他积极布置策反，积极搜集城内军事情报，各方面的工作都在卓有成效地进行，武力解决北平，甚至是不让北平在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迅速解放，都完全有把握。但是，中央下了这么大决心要和平解决平津问题，只要还有一点希望，就不能放弃。因此，接连几天，他根据傅冬菊等所提供的情报，几乎是一天一个长电给平津前线司令部报告。实在说，他对傅作义又要发表通电，又要把兵权交给李文，又要去南京请罪，又命令抢修环城公路等等，几乎是急得变态的情绪，是有些不放心的。
当然，他知道关键是要让傅作义接受中共的条件。
于是，在得知邓宝珊已从包头赶来想和他见见面之后，他立即请示刘仁，并约定与刘后同见面。通过刘后同，他再约见邓宝珊。
见面的地点，选在南池子北口华北学院院长王捷三家。王捷三是杜任之的同学，邓宝珊的老朋友，与中共的关系也很密切。崔月犁的家就在南池子的南口，很近，在王捷三家见面，既安全又方便。
对邓宝珊，崔月犁早有了解：作为华北“剿总”的副总司令，他驻守榆林，与中共的交往很深。他为人稳重，性格开朗，豪爽而不失严肃，慎细又落落大方。崔月犁匆匆来到王捷三家的时候，见屋内已坐着一位四五十岁的军人，穿一套国民党军士兵的灰棉军装，身材高大，满脸风霜，透着一股久经沙场的军人气质，见他进来，早已起身笑脸相迎。他估计他就是邓宝珊了。于是，也马上迎上，作了自我介绍。
想不到邓宝珊一开口就孩子般坦诚地说：“我是了解共产党政策的。我有个孩子在延安学习时，我见过毛主席；陕北的电台我也经常听。”恰巧，崔月犁手头带有几份陕北广播电台的新闻纪录材料，就送了他一份。邓宝珊十分高兴，谈话也就马上进入正题：先国际国内大势，尔后是北平局势，傅作义前途，中共政策。
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和必然失败，邓宝珊认识得很清楚；对北平的局势和傅作义的前途，邓宝珊也认识得很清楚；崔月犁希望他劝说傅作义认真考虑中共方面的条件，及早下定决心，不要再摇摆不定，他的态度也很明朗。他表示，一定要竭尽全力劝说傅作义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为人民做一点好事。但是，他也很尖锐地提出：现在傅先生极端苦闷、彷徨。傅先生也是愿意谈判的。他不去南京，对徐永昌等劝说明确拒绝，都说明他是有心要与中共讲和的，是想为北平人民做点好事的。可是，让李腾九与刘时平联系，刘时平不知下落；多次致电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没有回音；请彭泽湘、符定一、张东荪与中共方面联络，中共方面也没有答复。他说，他已见过张东荪，张东荪也说他已向你们表示过乐意出城一起谈判。他说，他衷心希望中共方面能拿出个明确的态度来。
崔月犁说，中共对谈判的态度一直是真诚的，明确的。对傅先生，中共也一直没有放弃争取工作和宽大政策，关键是傅先生必须丢掉幻想，早下决心。最后，崔月犁恳切地对邓宝珊说：“时日无多，希望邓先生以对中共政策的了解，一定敦促傅先生早下决断！”
邓宝珊明白了。共产党确实是在要价，而且也确实就是刘亚楼提的那个价：要谈判，就是“和平”缴械，就是不抵抗，或者叫投降。现在所进行的一切，都是为了迫使傅作义就范的心理战。
那么，怎么办呢？也许，只有用傅作义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最后的结果，就是如何想办法作一个最好的“光荣的交代”或叫“荣誉移交”？
邓宝珊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怅惘。
可是，又能为傅作义出个另外的什么主意呢？
没有。不可能。
于是，他对傅作义说：一匹死马，但死马也不能丢弃，只能权作活马来医。
傅作义也只好默默点头。
1949年12月31日，北平地下党终于传递过来一个消息：中共方面尚未对傅放弃宽大政策，欢迎傅作义派一位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张东荪一起，到平津前线司令部继续谈判。
邓宝珊知道，这是崔月犁与他见面之后报告他们上级所得到的回应。应该是一个确切的消息，也是一个好消息吧。多日的沉闷终于打破。不管死马活马，傅作义也觉得心情有了好转。晚上，多日未曾回过公馆的傅作义，也回到了小酱坊胡同家里，与邓宝珊、傅冬菊等几个亲近的人，在一起吃了一顿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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