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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自从东北全境被解放和偷袭石家庄失败之后，华北“剿总”的联络处少将处长李腾九，就一直心事重重，心神不定。
李腾九是李炳泉的堂兄，也是傅作义的得力亲信。早在1946年8月，他就奉傅作义之命来到北平，在北平东城史家胡同，成立了“国民党政府第十二战区驻北平办事处”，并担任办事处处长。那时，傅作义的总部还在归绥。李腾九和炳泉、炳璜两兄弟，就是那时接上关系的。那时，李炳泉的公开身份是《益世报》外勤记者。不久，傅作义东进打下了张家口，第十二战区也改称为张垣绥靖公署，李腾九的办事处也随之改称为张垣绥署驻平办事处，他仍为处长。办事处的任务，除接待傅作义部队来平办事的人员外，主要是担负与北平各党、政、军系统的联络事宜。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傅作义的门面和代表，因此，责任重大，作用不小。后来，傅作义当了华北五省的“剿匪”总司令，由张家口入驻北平，并成立了“剿匪”总部。办事处乃改为“剿总”联络处，办公地点也从原来的史家胡同迁至东交民巷御河桥2号原日本大使馆旧址。此时联络处的任务，也变成了主要是为傅作义招待高级客人，包括一些秘密客人，和会见一些一般客人，以及代表傅作义出席北平市内的一些非军事的但比较重要的会议。联络处名为“剿总”的一个单位，实际上与其他单位没有多少横的联系，基本上由傅作义自己直接领导，也基本上是对傅作义个人负责。可见，其关系之直接、特殊和密切。李腾九除与傅作义有保定军官学校的先后期同窗之谊外，也因这联络处的特殊工作，与傅作义关系特别，并因此而成为傅作义最亲近、最可信的“身边人”之一。
也正是因为这样，辽沈战役后全国战局急转直下的变化，使李腾九一直既为自己的前途着急，也更为傅作义的处境忧心忡忡。
李腾九问自己的堂弟：“你……真是那方面的？”李炳泉说：“你一定要好好进言傅先生：时不我待，战局一开，就被动了。”
由于李腾九要比李炳泉他们年龄上大出好多，抗战期间大家又天各一方，以前几兄弟间的联系并不很多。李炳泉是在抗战胜利之后，负有党的使命回到北平，才有意识地与李腾九密切起来的。特别是经李腾九介绍、推荐，李炳泉当了“剿总”《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之后，三兄弟就经常聚首。当然，李腾九并不知道炳泉、炳璜两兄弟是地下党。但从与他们的接触相谈中，他感到他们思想激进，言论新辟，特别是有时三兄弟关在小房间里论及国民党发动内战和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败的时候，情之所至，往往激昂慷慨，厉色疾声。为此，《平明日报》社的社长崔载之还曾私下找过他：“炳泉思想敏锐，工作积极，是不错的。可我觉得他有些‘左’倾，与中共的观点过于接近，会不会是有具体目的而来？”他当然竭力为之开脱、辩护：“不可能！不可能！年轻人嘛，凡是有正义感、有思想水平的，现在谁不是这样？你放心，炳泉的思想是比较锐利，但决不会有其他问题。”好在崔载之也不是喜欢多事的人，不过问问而已。相反，由于当时北平特务猖獗，为防止出现意外，同时也为减少自己的麻烦，他还有意无意地特别注意对李炳泉的保护。只是经他这一问之后，就像“疑邻偷斧”一样，李腾九心中，对两兄弟就总是有些疑疑惑惑、上上下下。
奇怪的是，就在这疑疑惑惑、上上下下，同时又不断与炳泉、炳璜的争论、讨论中，李腾九自己的思想认识，也慢慢地产生了变化，变得对一些问题、事物的看法，越来越与炳泉、炳璜他们接近，而越来越与国民党宣传机构所宣传的不一致。
李腾九是个很会存心事的人。随着战局的变化，他对前途开始不安之后，心里就老觉着有点嘀嘀咕咕的东西挥之不去。他还又想得快，想得远，好像华北“剿总”马上就不行了，傅先生很快就要倒了。而一旦傅先生倒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自己也便完了！
“不行，我得找炳泉他们谈谈。”想到此，这天傍晚，他就直奔东城乃兹府大草厂甲16号李炳泉的住处。
李炳泉一大家子都住一起。恰好炳璜也在。见李腾九神情不是很好，知道他必有心事，兄弟俩就把他让到炳璜住的北屋。那儿的外间摆着三只大沙发，比较宽敞，便于交谈。
本来路上已有些心急火燎的李腾九，坐下后，又觉得滋事体大，不能太直截了当。想了想，先与两兄弟拉了几句家常，然后说：
“现在时局严重，眼看国民党的大势已去，心里憋得慌，想找你们谈谈。你们说这局势，我们该怎么办？你们是不是考虑先把四婶（炳泉母亲）他们赶快送到南方去？”
两兄弟一听，就知道他的用意了。李炳璜说：“抗战我们已颠沛流离八年，现在刚安稳一点，跑到南方去干什么？再说，如果国民党大势已去，跑到南方又能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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