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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傅作义到南京参加高级军事会议的前两天，河北沧县的泊镇，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这位神秘客人的名字叫佘涤清。
泊镇，是沧县南运河边津浦铁路上的一个美丽小镇。镇上有一家颇有些名气的“永茂公司”。佘涤清的寻访地，就是这家公司。
他是奉召来“公司”的。“永茂公司”就是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的机关。他到“永茂公司”的时候，“大老板”——城工部长刘仁已在等候。
中共北平地下学委书记佘涤清亲赴泊镇领命。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长刘仁在纸上写下了“傅冬”二字交给他。
刘仁是个传奇式人物。他领导平津两地和华北隐蔽战线的斗争多年，有许多惊心动魄的经历和可泣可歌的故事。北平地下党在他的领导下，根据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地下工作方针，从1942年个别党员陆续进入北平开始，发展到这时，北平已有正式党员3000人，外围秘密组织“民青”（民主青年同盟）和“民联”（民主青年联盟）盟员5000人。中共北平地下党包括学委（学生工作委员会）、工委（工人工作委员会）、平委（平民工作委员会）、铁委（铁路工作委员会）、文委（文化工作委员会）等。他们联系各大中学校学生，领导学生运动，并通过进步学生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活动范围遍及工厂、机关、学校、报社、铁路局、电信局及国民党政府的党、政、军、宪、警、特各部门。其中，学委系统的力量最大，约占三分之二。佘涤清就是中共北平地下学委书记。
刘仁目光锐利，言语简洁，一言一瞥都闪耀着睿智的光芒。见了面，也没有什么寒暄，他简捷明快地对佘涤清说：偷袭石家庄失败，不仅使傅作义震惊，也给了他一个沉重打击。现在东北又已全境解放，傅作义已不得不开始慎重考虑自己的处境和出路。我们从春天开始就已从多种渠道对他进行争取。当时我们的方针是通过可以接近傅作义的人给他做工作。表面上看，傅作义还没有作过一点表示，好像效果不大，但从各渠道反馈回来的实际情形看，自从与我们接触后，傅作义的内心斗争一直十分激烈。从处理北平“七·五”、“八·一九”等事件、“援锦”等问题都可以看出，他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固有矛盾，不但没有因当上了“剿匪”总司令有所缓和，逐步消解，相反，随着时局的变化，还会不断加深并进一步尖锐化。傅作义是抗日名将，有别于蒋介石集团中的其他新旧军阀，有较强的爱国心，过去与共产党也已有过良好合作。这些，都是我们争取傅作义走和平道路比较好的基本条件，也是我们一开始就决定对傅作义展开争取工作的基本认识。现在，傅作义已处于我东北解放军和华北解放军的夹击之中，何去何从，已迫在眉睫。中央的精神是在立足于打的同时，要尽最大努力，尽快争取和平解决傅作义的问题。我们研究认为，由我党直接出面去做傅作义工作的时机已经成熟。
佘涤清认真听着，不住点头。他记得很清楚，傅作义戴上“剿匪”总司令的桂冠一到北平，刘仁部长就指示北平的地下党，要大胆地利用能对傅作义展开工作的各种关系，尤其是傅作义的亲信、亲属、同乡、同学、旧友、新朋，对傅作义展开工作，争取傅作义走和平道路。而且，当即把北平地下学委系统专门负责军事策反工作的王甦召到泊镇，当面下达指令，作了布置。不久，又专门把王甦召到泊镇，给他介绍了一个比较适合接近傅作义的人选：曾延毅。刘仁部长给他介绍：曾延毅是傅作义的同窗好友，拜把弟兄，是傅作义出任天津警备司令时的天津市公安局长，后来又担任过傅作义的副军长，所以关系绝非一般；曾延毅是西北军出身，他的女儿曾常宁又是中共地下党员，这特殊的身份和关系，都对争取曾延毅去做傅作义的工作有利。同时，刘仁当即介绍曾延毅的女儿、天津大学哲学系学生曾常宁与他认识，并指示就由她引荐王甦去见曾延毅。
这是今年春天的事。所以说，在佘涤清的工作日程中，对傅作义的争取工作，从那时就已开始了。
王甦的公开身份是傅作义部队的“荣军中校”。在曾常宁的引见下，经王甦多次晤谈，曾延毅欣然接受，并说干就干，立即从天津来到北平，找傅作义“游说”。
可是，他与傅作义见了几次面，谈了几次话之后，不知是由于曾延毅谈得过于直率，还是由于其他的什么原因，曾延毅感到“话不投机”，傅作义对与共产党合作走和平道路，似乎压根儿就不想考虑。曾延毅看看效果不大，觉得傅作义是不是对自己还不够信任，就向王甦推荐，说能不能请刘后同出马。
听了曾延毅对刘后同情况及刘、傅关系的介绍，王甦感到，如能请刘后同出马，确实再好不过。于是，他马上报告给了刘仁部长。刘仁也十分高兴，当即同意。于是，通过曾延毅，王甦又开始做刘后同的工作。
好在刘后同与曾延毅两家的关系很深，过从甚密，刘后同的女儿刘杭生与曾常宁又是同学，而且刘杭生也是中共外围组织“民青”的秘密成员，所以，先由刘杭生引见，又经曾延毅、曾常宁在一旁大力相劝，几经晤谈，刘后同也便欣然领命，表示愿意在和平道路上，为国家出一分力，也为傅作义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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