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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任之的胞弟杜敬之此时已是傅作义总部的军医处长兼“剿总”惠民医院院长。以傅作义的权力地位，加上杜敬之的保护，杜任之的安全确实不会有什么问题。
杜任之听了十分欣喜。他知道傅作义说话从来是作数的。于是，他向傅作义表示，他要留在北平教书，就住杜敬之家。尔后，他马上去找留欧时期的老同学、“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的老朋友、华北学院的院长王捷三，希望能通过他先在华北学院谋个职位，然后再争取尽快与中共北平地下党取得联系。王捷三告诉他恰好有个政治系主任的位子空缺。杜任之当然求之不得，就受聘担任了华北学院教授兼政治系主任。与此同时，王捷三通过清华大学教授、“民盟”北平负责人吴晗，帮杜任之找到了也是“民盟”负责人的中共地下党员关世雄，再通过关世雄与北平地下党取得了联系。根据当时“凡有条件留在北平工作的都尽量留在北平”的精神，中共北平地下党当即决定杜任之留在北平工作，并决定由中共北平地下学委秘书长崔月犁和他单线联系。杜任之与崔月犁见面后向崔月犁提出，他要以他与傅作义的关系，争取傅作义走“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道路。当时，中共华北局和华北军区也正在通过各种渠道与傅作义接触，希望能通过争取傅作义，和平解决华北问题。崔月犁请示后立即同意，通知杜任之，同意他利用自己的关系对傅作义开展工作。
杜任之对自己的工作信心十足。他认为，以他与傅作义的特殊关系和对傅作义的了解，争取傅作义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的有利条件是：不但他自己同傅作义是同乡、朋友，能说得上话，而且还有阎又文和杜敬之可以大力协助。因为他两人都是傅作义的贴身心腹。此后，杜任之就利用一切机会出入“剿总”司令部，与傅作义纵论天下大势，畅谈国家前途，品评国共两党的是非得失，抨击蒋介石内战政策的不得人心和国民党政权的无能腐败；同时每天给阎又文打电话了解傅作义的情况，又从杜敬之嘴里套问傅作义的言行举止及态度变化。为了妥善解决学生游行、市民请愿等问题，傅作义也不时主动把杜任之请去商量，认真倾听他的意见。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傅作义对他很亲热，他对傅作义也像过去一样亲近、随便。
然而，从实际情形看，到底该如何争取傅作义走和平道路，或希望傅作义通过怎样的方式走和平道路，当时中共北平地下组织不可能给杜任之一个具体方案，杜任之自己心中也是没有数的。总的目标，是希望能通过工作，使傅作义认清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本质，让他看到追随蒋介石及为国民党政权卖命的黑暗前途，以及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的先进性、民族性、人民性和胜利的必然性，从而站到反蒋、反内战、反独裁、反迫害、反腐败的人民革命一边来。
9月24日，济南解放。在济南战役中，国民党济南守军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起义。杜任之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劝说傅作义“效法吴化文”，也许是一个比较好的退出内战的形式，就给阎又文打电话说要见傅作义，让他给安排。经阎又文安排，杜任之见到傅作义后，就把自己对济南解放后全国战局的认识，以及希望傅作义也能“效法吴化文”走起义道路的想法说了一遍。
对此，傅作义不但不以为然，甚至还有些反感。这不只因为他对吴化文其人其行，本来就有些不屑或不齿，而且，他对整个战局的估计，尽管也感到压力确实很大，但还远不像杜任之认为的那么悲观。于是，他说：“不错，山东共军智勇双全，他们采用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用集中优势兵力的方法，的确已取得很大胜利。在济南战役中，共军又用策反的手段促使吴化文阵前起义，也的确对他们迅速取得济南战役的胜利起了不小作用。这是共军惯用的手法。但是，你应该知道我这个人的脾气和为人准则。再说，济南一城一地的得失也还不足以决定整个战局。现在，东北各大城市除四平外都还在国军手里，华北各大城市除石家庄外也都还在国军手里。国军依然控制着全局。我现在就控制着华北的战局。”
不想，一张口就被傅作义把话给堵了回来，杜任之不免有些扫兴。看来，傅作义还是“狂妄”，对全国战局的认识还是模糊，对自己的地位和作用还是过分高估甚至显得荒谬，想说动他“起义”，自然不着边际了。他知道傅作义的脾气，多说无益，便起身告退。
可才隔两天，杜任之在锦什坊油篓胡同6号杜敬之家，便又听到了蒋介石已从东北飞抵北平的消息。杜任之不由又一阵欣喜。他觉得，傅作义尽管对“起义”的认识还十分遥远，但对由他出面制止全国内战一定在意。他知道，傅作义的志向一直很大，对自己能在历史上留下多少精彩之笔一直十分看重。如果能劝说傅作义来一个第二次“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以实现全国和平，傅作义未必不会赞同。于是，他打电话把阎又文叫到杜敬之家，对他说：“我想了，对傅先生来说，老蒋亲来北平，是一个做大事的大好机会。现在全国都在反内战，我相信这一历史潮流傅先生也是会认同的。我认为傅先生可以趁此机会，效法张学良，来一个‘北平事变’，强迫蒋介石通电全国，停止内战。这是一个可与‘西安事变’相媲美的历史事件。傅先生如果能把这件事做成，那就是中国历史的千古功臣！”
有人可能会认为杜任之异想天开，幼稚可笑。但其实站在杜任之当时的角度，也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反内战”是当时全国人民的最高呼声，也是中共反蒋宣传中最突出、最核心的内容，“国共和谈”之后，这个精神当然一直贯穿在杜任之的思想之中；而杜任之感到，以傅作义和华北“剿总”的力量及其当时在国民党政权中的地位、作用，由他出面来做“逼蒋停战”这件事，不但是实现“和平”的捷径，而且成功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当然，正如傅作义所认为的那样，杜任之尽管是大知识分子，但在有些问题的思考上还不免“书生气”。
牵涉到这样的具体问题，阎又文的考虑就有些不同。他老老实实地对杜任之说：“这事可能做不到。张学良是虎子，胆大包天，天塌下来也敢扛；傅先生是另一种人，恐怕没有这种胆量。再说，从实际情形看，北平有蒋系中央军四十多万，比傅先生的实力大得多，即使傅先生有意这样做，恐怕也控制不了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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