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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听,这寡言老头还真不谦虚。柳达也给她丈夫打圆场:这幅画曾参加过市里举办的展览,是季米特里的最得意之作。因此,价格也高一些。他们的话使我们为难:买吧,太贵;不买吧,这来一趟大老远的难道就白跑啦!真后悔没多带些美钞。正尴尬间,柳达说:请你们先坐下喝茶,不妨慢慢谈,即使不买画也没关系。她把我们请到厨房兼客厅,端上茶,不一会儿,又端上一个大圆盘,圆盘上放着她自制的大蒸糕。原来已近中午,她特意留我们用午餐。我看看夫人:是留下来呢,还是立马就回去?她说,主人盛情难却,我们不好推辞,顺便还可以了解一下莫斯科普通人的生活。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便点头同意,并向主人道了谢。
于是,柳达给我们和她丈夫分切蒸糕,一人一块。那蒸糕特厚,足有二十公分高,既像蛋糕又有点类似我们中国的发糕,上面点缀着花生、葡萄干和巧克力。我尝了一块,味道很甜,连声说好吃。柳达听说我来自北京,现在大使馆工作,特高兴,一时打开了话匣子。
原来她在60年代中学时期,曾与一个中国学生通信交朋友,那是个挺英俊的小伙子,由于鸿雁传书,两人由异国朋友渐渐产生爱慕之情。后来那中国学生上了大学,还说正要求来苏联留学,柳达朝思暮想期盼着心上人到来。但不久梦幻破灭了,苏联突然宣布停止了援助中国,撤走专家,中苏关系骤然紧张起来,“兄弟”关系破裂,国家分道扬镳了,两国的民众自然也不能正常交往,那中国男孩给柳达寄来了最后一封信,说他已不能来莫斯科留学了,并向她表示了终身遗憾,那是在1962年。
柳达说到此,一双大眼睛仿佛凝住了,陷入对往事的追忆。她丈夫丝毫也不因妻子提起原先的情人而窘迫,大概这段故事他早已熟知,只是说了句:都三十多年了,还念叨他呢!我问她:八十年代末期,两国关系改善,许多中国人来俄罗斯访问或留学,难道那个中国人就再没音信吗?她苦笑道:没有,我也托见到的中国人打听过他,但都白费。我又问:他是哪里人?她说:西安。我说,要不要我托国内的人打听打听他的下落?她摇摇头:不用了,谢谢,一切都过去了,我差不多早已忘掉他了,只是由于现在见到你们才又想起他。
我们的话题又转到生活上,这几年他们经济上很拮据,两人的画买主不多,又耻于到画市上去兜售,有限的退休金早贬值得不值几个钱,根本不能维持生活,他们还有一个有病的儿子,今天让他到外公家去了。我听了心里很不忍,又很钦佩。我知道俄罗斯人很讲颜面,万不得已不会讲自己穷,他们把有病的儿子打发走了,为的是接待我们,我和夫人觉得很过意不去。我推想柳达这样的家庭条件,在俄罗斯恐怕也属于比较困难的一类,他们主要靠养老金生活,自己画画的收入菲薄,且不稳定,家里又有病人,开支肯定大大高于收入,生活压力重。我心里不由萌生恻隐之意,我从夫人的眼神里也瞧出她与我有同感。
闲谈了半天,又品尝了主人蛋糕。我们也该走了。临出门,我对柳达夫妇的热情款待表示诚挚感谢,又老实补充说:那幅画实在太好了,我特别喜欢,但很遗憾今天没带足钱,只好等以后有时间再来了。柳达说,欢迎你们再来!
可是,自那以后我终于还是没能再来。一是平日工作上的大事小事缠身,忙得不亦乐乎;二是假日安排得紧紧凑凑,还有更多的地方要去,还有更多的朋友要应酬。因此去柳达家购画的事就一拖再拖,时间一长也就渐渐淡忘了。但是柳达和她丈夫的故事却并没有因时间的推移而被忘却,相反她的善良、诚厚以及对中国人的情愫,长久、隽永地深嵌在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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