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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月初的一天傍晚，我正在公寓里心不在焉地浏览一本苏联时期的各州、市地图，其实这地图我看过多少遍了，现在翻阅也只是随手乱翻而已。窗外，雪又纷纷扬扬下起来。冬天的列宁格勒，雪花经常在不知不觉中飘落。有人说，列宁格勒的隆冬飞雪，就像北京的三伏天雷雨，说来就来。瞧，不一会儿工夫，公寓楼前的道路、空地和低矮的建筑物上便白雪皑皑。然而，我没有兴致欣赏窗外那迷人的雪景，我的心也不像白雪那般宁静。此刻，我在等待一位阔别二十年的老朋友来访，脑海里不断浮现出他熟悉而亲切的面孔，心里默念着他的名字：师德利……
师德利是我的好朋友，60年代我们在太原同一所中学上学，两家又同住在一幢楼房里。他的父亲祖籍山西，早年赴苏联做工，与一位苏联女人结了婚。50年代末他们全家回中国居住，成了我的邻居。师德利比我低一个年级，由于邻居加同学的关系，我们相处得很好，周末假日我经常到他家去玩儿，下棋、拉手风琴。记得当时中国学生跟苏联学生相互通信交朋友是一种时尚，我也与苏联南部一个大城市的一名中学生建立了通信联系，每当对方来信遇有看不懂的句子，就向他母亲请教。我很羡慕师德利有一个讲俄语的家庭环境，他妈妈可以用纯正的俄文对他熏陶。再者他们家朋友很多，一些当地的苏侨经常出入他家，不少有身份的中国人也是他家的座上宾。可是他们家这种宾客盈门、风光显赫的日子没几年就中断了，“文革”初期，他父亲所在单位的造反派对他父亲轮番批斗，原因是他讨了苏联老婆有特嫌。他家的处境一落千丈。后来，我去了边远的山区，断了与师德利的联系。再后来，我听说他父亲经过几番折腾惊吓，原本有病的羸弱身体垮下去，最后竟撒手人寰，撇下他妈妈和他们兄弟三人。母子三人无法在中国待下去了，妈妈携他们三兄弟举家凄凉地迁回到苏联。那时，我虽然对他寄予深切的同情，但也确信从此我们天各一方，今生今世再难相见了。
往事如烟，经过近二十年的岁月，我对当年的人和事已经淡忘。可是生活和命运又给了我们一次机缘，我来到了列宁格勒留学进修。从踏上列宁格勒土地那天起，我就想着，要尽快打听一下师德利的下落。谁知这一打听竟延续了三四个月的时间。
起初我想的有点简单，认为只要在当地的老华人或老华侨那里了解一下，就会水落石出。经过几个人转托，我找到另一所大学的一位华人老教授，说明来意后，他问我：“你是否大体知道姓师的朋友现在在哪个城市，哪个州或哪个自治共和国？”我回答：“不知道，他们全家离开太原时我正在边远山区插队，临别也没见上一面，只知道他妈妈带他们兄弟三人返回苏联，其余一无所知。”老教授沉吟半晌摇摇头说：“这可就难找了，苏联有两亿五千万人口，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光俄罗斯就有九十来个州、市、边区和自治共和国。你不知道他的大体去向，无异于大海捞针。我只能告诉你，你问的这个人肯定不在列宁格勒。”老教授见我很失望，就给我提供了一个线索，说他认识一个叫达尼娅的女编辑，其父也是中国人，她现今居住在莫斯科，是国际广播电台的编辑，她交往的华人华侨或有华人血统的苏联人很多，说不定可以提供更直接的线索。
于是，这个叫达尼娅的女编辑就成了我寻找朋友的唯一线索。我决定等待时机，去一趟莫斯科。圣诞节到了，学校开始放寒假。我谢绝了学校集体组织的假期旅游活动，只身来到莫斯科寻找达尼娅。
我暂时借宿在同车来苏进修的一位北京人老常的住所里，第二天上午我们一起去寻访那个达尼娅。首先到大使馆问清广播电台的地址,然后几经换乘地铁和公共汽车，中午过后才找到女王街上的国家电台，在传达室询问一位值班女士，她说不认识我要找的人。我只好等在门口拦住几个出来的工作人员问是否认识达尼娅，人家都笑笑说不认识。我感到很尴尬，忽然想起俄罗斯人的名字重名很多，一般女性都叫什么娜塔莎、达尼娅、安娜、玛利亚、丽达等等，要区分她们必须知道她们的父称和姓，光说找达尼娅，人家可能给你列出十几个叫达尼娅的，这个国家电台估计有千把人，上哪找那个达尼娅去？我必须说得具体一些，才能缩小搜寻的范围。于是我再次到问事处打听，说我要找一位父亲是中国人的达尼娅，那位女士想了想对我说，可以到对华广播编辑部去问一问，并写了一个地址：星期五大街二十五号。
我谢过那位女士，就同老常又搭乘地铁找到星期五大街二十五号，原来是一座高楼大厦，我们进里面向传达室值班员说明来意，值班员说今天已经下班了，我一看表，下午五点了，忙又问：我何时可以再来？值班员说，后天，也就是1月2日再来吧！我这才想起今天是12月30日，苏联人过元旦要放两天假。但我不死心就这么一无所获地返回去，跟老常一商量，仍然在门口等待，碰碰运气。然而从里面出来的人已然寥寥，过了半小时，终于等到一个中年妇女出来，便上前询问。那妇女沉吟片刻，说你们找的可能是ТАНЯ·ВАН（达尼娅·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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