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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继续在无边无际的大森林里穿行。我果然发现大约每隔一公里就会看见一个纪念柱，上面雕刻有红五星。拉维利告诉说，那叫“公里纪念柱”，铁路和公路都有，不过造型不同，这样的纪念柱分布在几十公里的“生命线”上。
在十公里处我们又路过一组雕塑，叫做鲁姆勃拉夫山纪念碑，大概此处当年是个防守高地。远观碑体，好像一粒竖起来的子弹头，又像一个挺拔的竹笋。再往前行至十七公里处，拉维利停下车，把我们引到又一组雕塑群跟前，那雕塑原来是一排斜指蓝天的喀秋莎火炮，当年这里曾经是苏军的炮兵防守阵地，布防着威力巨大的喀秋莎火炮和普通高射炮，曾给来犯的敌机以致命打击，为确保生命线畅通贡献卓著。
附近还有几门供参观的高射炮，炮体虽然已经陈旧，有的地方已锈迹斑斑，但仍不减钢铁本色，修长的炮筒昂然朝天，在阳光下依然雄姿勃勃。拉维利说可以登到炮架上照相。我和妻子立即跃身上炮，用手抚摩炮管，我坐在炮手的座位上手握旋转盘，眼盯瞄准器，俨然一个射击手，我这是生平第一次上高射炮，还是上了外国的高射炮，那一瞬间，我想到的是，当年在头顶上是炮火连天，德国鬼子的飞机在向阵地倾洒炸弹，周围树林已经烧光，战地上弹坑累累，死伤的战士在呻吟，而活着的人依然坚守岗位，把复仇的炮弹射向敌机。拉维利看我认真的神态，就绷住劲，以指挥员的口吻“命令”说：“米沙同志，开火！”“是，拉维利上尉同志！哐、哐、哐！”妻子见我们俩的样子，大笑起来，对我说：“你呀，还打炮呢，真要在战场上，你听见炮响准捂耳朵打哆嗦。”我也笑着说：“你别隔门缝瞧人，真要赶上那年月，没准还是英雄呢！”拉维利问我们说什么，我翻译给他，他抬手拍拍我的肩膀，说：“米沙，好样的！我们列宁格勒人没有逃兵，全是英雄！”丽达趁我们聊天时，为我们拍下不少珍贵照片。
大家又登车前进，终于抵达拉多加湖边上的一个小村镇卡卡列瓦，拉维利把我们带到一组雕塑旁，说“你们看看这雕塑，象征什么意思”？那个雕塑造型与所有沿路看到的雕塑不同，整体看是从地上竖立起来的一个半圆，那半圆其实是两截弧状的水泥板伸向空中，在最高点叠加重合，但又没有紧贴在一起，留有一个缺口。我从妻子的眼光中，已经知道她早看明白这雕塑的含义了。我回答拉维利：“它象征列宁格勒人打破了德国军队的包围圈，使这个包围圈留下缺口，缺口就是这条交通运输线或者叫生命线。”“玛拉捷次！”拉维利夸奖了我一句“好样的！”接着他又问我，“你知道这个生命线是如何跟内地联系的？”我回答：“通过拉多加湖码头和轮船运送物资到对岸。”他夸奖说：“你又答对了。米沙，看起来，你知道的不比我们列宁格勒人少。”我笑道：“我们也是参观了胜利广场的纪念馆，才知道的。”“你们已经是半个列宁格勒人啦！好，现在我们就去看拉多加湖。”
来到湖边堤坝，我们立即被远近的景色迷住了：拉多加湖比想象的要辽阔得多，浩大得多，天水相连，烟波浩渺，无边无际，这个欧洲第一大湖今天在明媚的阳光下向我们展示了她的广阔胸怀。过去我路经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那同样是浩渺壮阔，但她毕竟是南北狭长，而东西就显得促窄了。从地图上看，拉多加湖东西、南北距离相当，因此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她都浩瀚无涯。在灿烂阳光下，波光粼粼的湖面，显得宁静广袤，远处可以看见一两艘白色轮船在慢悠悠地行驶着。
再看近处，湖边是一条长达几百米的沙滩，沙滩上早有许多横躺竖卧的穿泳装的男女，奇怪的是，他们几乎全在岸上晒太阳，而没有人在湖里戏水。拉维利解释说，列宁格勒的冬季漫长，一年四季雪雨天多，阳光却很少，所以这个城市的居民都喜欢在夏季晴朗的日子来沙滩上晒太阳，许多人把日光浴当做夏日的主要休闲方式，好像他们要把一年需要接受的阳光在短短夏日里全部完成而储存起来似的。我这就明白了为什么在晴朗的日子，涅瓦河边彼得要塞的滩头上经常会挤满了赤身露体的男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列宁格勒人处在高寒地带，他们对阳光的渴望和他们对自由和平的渴望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在法西斯军队强加给他们的战争年代里，他们无法享受自由、和平，那时在这片浩瀚的湖泊上，敌人的炸弹炸沉了多少运输物资的轮船，多少人牺牲在敌机扫射下，他们所做出的牺牲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后代能生活在和平中，享受自由和阳光？这样说来，老一辈的红军战士死在前线或后方居民冻死、饿死在城里，是死有所值。
我见妻子也在一旁若有所思，就问她想什么，她说，冬天湖上结了冰，船不能航行，当年是用汽车代替吗？我翻译给拉维利，他说，不错，是汽车。冬天湖面冰层很厚，走汽车没问题，有时坦克也从冰上过来。
“米沙，走吧，快十二点了，我们还要赶到别墅用午餐。”拉维利招呼我们上车。我恋恋不舍地望了拉多加湖一眼，转而期待拉维利的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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