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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斯和他在1935年娶的第二任夫人克莱尔·布斯·卢斯游历过中国好几次。1941年，卢斯夫妇第一次到达重庆，蒋介石把他作为国民政府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支持者这样一位重要客人，给予了他们热情的款待。作为回报，卢斯让蒋委员长在4年时间里8次成为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当时中国正经历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合作社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有足够的资金：大多数合作社在货币贬值前把几乎所有资金投入了设备中，因此后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弄到足够的运转资金使合作社维持下去。在1938年合作社创办初期，西北地区的小麦价格是43.5元一袋，也就是2.1英镑。到1942年春，小麦价格涨到了每袋100元。同期，棉纱的价格则从每捆350元涨到了8000元。据霍格的估计，合作社的生产成本在不到四年时间里涨了20倍。1938年春，每家合作社需要的平均起动资本为2000元，到1942年已经上涨到了大约12000元。
1940年，中国的西北地区有362家工业合作社，从事鞋、服装、炊具和普通工具的制造生产。这个数字大大低于路易·艾黎当时预想的数量。因为有四百万的贷款未还，银行不愿意继续贷款给这些合作社。他们在西安、兰州等城市的债权人要收取每月8%的利息，合作社争取到的来自部队和其它政府部门的合同则几乎被压到了成本价。部队知道合作社不忍解雇他们的员工，因此宁愿接下亏本的买卖也不会拿不出钱付工资。
当国际友人，尤其是卢斯的杂志和美国新闻界赞扬工业合作社是中国的民主先锋队时，国内的军队、银行，尤其是国民政府却在扼杀这个羽翼未丰的运动。霍格对宣传的影响很担忧：美国人民的支持在这个时候对合作社的进步，甚至生存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美国畅销杂志和报纸的每篇报道似乎也都在为重庆政府给合作社贴上“非中国”的标签增加理由。事实上，许多中国人把合作社看成是像传教活动一样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的另一个事例。更糟的是，国民党政府把合作社看成共产党的前线。
合作社初期的筹资成功后来证明也是虚幻的。到1940年，纳粹的猛烈攻击使英国孤立无援，也使欧洲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在美国，公众舆论及新闻界的注意力发生了转移。德国对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北部的突袭比日本人对中国那些名字难以发音的城市的轰炸更吸引读者。
德国军队在1940年取得的胜利同时也引发了在大选那年的孤立主义思想。中国被从头版撤了下来，筹资委员会也因资金的分配和控制问题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是那些在中国的美国记者在没有考察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急于报道，将合作社鼓吹成一次对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民主大胜利。卢斯的杂志和美国媒体对合作社的大篇幅报导被脱离事实的臆想如此扭曲，简直成了纯粹的宣传。霍格很清楚这一点。当他收到家人和朋友寄给他的，祝贺他“参与了世界上最具创造力、最成功的实验”的信时，他感到很尴尬。他对美国媒体对合作社大放光彩的描述的批评很直接：“我对美国一些杂志寄给我的文章感到很生气。写这些文章的人从没亲眼见过我们的合作社，却轻而易举地围绕着‘在中国农村迅速遍及的成千上万的合作社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天生就适合搞合作社’这一主题胡乱编造了不同的故事。至于中国人是不是天生的合作社分子，和其它任何民族一样，没有区别。”
霍格知道，记者们和政治家们将合作社运动看作一支民主力量，而农民们则是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更实际的眼光来看待它。“如果农民们相信合作社是一场有关他们饭碗的运动，那么他们会支持它，并接受知识分子们想要向他们传达的其中的教育和民主思想。”
尽管有宋美龄的支持，1940年的认为合作社对民主的追求不过是共产党企图操纵中国的借口的怀疑在1942年恶化成了直接的控诉。路易·艾黎对共产党的同情众所周知，在美国所有赞扬合作社的文章都是由当时被认为是左翼分子的记者，如杰克·贝尔登和埃德加·斯诺发表的。而合作社运动的主要支持者海伦·斯诺和艾达·普鲁伊特则称自己是毛泽东和他的八路军倡导的新中国的支持者。
霍格和路易·艾黎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直接用来自美国和其它国家的捐助，他们会背上把独断的外国管理体系强加到一个纯中国人自己的组织上的罪名。批评者们会利用它重新掀起中国人民的一百年前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痛苦记忆。但如果向中国的银行贷款的话，资金的控制权会落入已经仇视合作社的、腐败的国民政府的手中。
1942年，路易·艾黎，这个在美国有许多仰慕他的媒体采访过的英雄，被合作社在重庆的管理部解雇了。他离开了合作社在宝鸡的总部，对命运感到迷茫，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遭到逮捕。合作社的美国支持团体给了他一份印杜思科战地秘书的工作，保证了他的安全。几千个合作社继续经营着，但这项运动从未接近它的创办者们所预设的目标。1944年，艾米莉·韩在纽约写道：
我对工业合作社只存在赞赏之情。但它被过分宣传了。它的赞助者们想要你知道它是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想要你为它捐款。因此他们写了大量的文章赞扬它，出版了许多印有照片的宣传册。结果在这里，合作社被吹捧得没了边。
工业合作社的一个永久性遗产是它的口号，这个口号后来成为了一个英文单词。这个由路易·艾黎想出来的既能描述这场运动又能代表它的精神的口号是“工合（Gung Ho）”，大概是“同心协力”的意思。合作社的中文名字是“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就是“工合”。埃德加·斯诺设计了合作社的徽章，是一个红色的三角形围住了标语里的两个字。
那个让“gung ho”这个词进入英文字典，并赋予它新的、更积极的意义的人是埃德加·斯诺的朋友伊凡·卡尔森上校。卡尔森在美国军队里过着丰富多彩的军人生活，1937年他被授予海军上校的头衔，奉命观察中国军队。他和游击队共同生活了几个月，仔细研究了他们的战术，并在后来的太平洋战争中灵活地运用了这些战术，率领一支部队组成了著名的“卡尔森特种攻击队”。在这场战争中，他使用了“gung ho”这个口号，并使它在士兵中得到了普及。战争结束后，海军们把这个词带回了国。
筹资失败后，霍格感到很沮丧，他开始问自己究竟在中国做什么。他很孤独，他想念和异性的交往，最糟糕的是他一直被这样的疑问纠缠着：他到底有没有，或会不会属于中国？他后来写道：
也许是因为我想有个妻子，也许是因为我消化不良，也许是因为咖啡喝完了，也许是因为纽约办公室给我寄来的治疗沙眼的磺胺类药片服用过量了……总之，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很怀疑我在这里存在的价值。为什么我不在自己的国家作战或是坐在某一架轰炸机里向德国发起猛攻呢？合作社和为了保护北非、所罗门群岛或顿河现在正在打的战役有什么关系呢？我现在只想回到学生时代去。
在和聂荣臻进行了长久的关于合作社的讨论之后，霍格在那年9月被召到八路军的流动总部去会见聂的上司，朱德总司令。要找到一个几乎每夜都换落脚点的人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是要渡过黄河，因其频繁的洪灾水患而被称为“中国的伤心河”。
黄河西起青藏高原，流经9个省，最后注入渤海湾，全长3750英里。河水每年都要从高地携带几亿吨泥沙冲入平原，使河床升高，引发了周期性的洪灾。但霍格与这条世界上最伟大的河流的第一次见面并没有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所见到的只是一团浑浊的泥水流过筑了堤坝的牧场。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样一条狭窄的河流居然会把日本人吓退，从开封一直到内蒙古，真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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