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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2月，副伤寒病愈后，霍格被上海的日本当局传见。他之前给《曼彻斯特卫报》和《新政治家》邮寄的文章照例被拦截了下来，日本人不喜欢他文章的腔调。更糟的是，他们知道了他曾采访过共军在延安的总部。他们建议他离开中国。虽然霍格还没遭到正式驱逐，但日本人已经明确表态，不希望他再回来。
霍格坐船去了日本，他想在那里找出困扰他多年的问题的答案。到底是日本文化和民族个性中的什么使得日本的军人和大多数平民认为征服中国是他们神圣的使命呢？日本对华政策的现实政治1是显而易见的。1934年日本外相在东京发表声明，宣布中国是日本的保护对象，并无耻地宣布日本有权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秩序”。
隐藏在日本人想要控制亚洲地区的强烈愿望背后的种族优越感和帝国主义精神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霍格相信在中国的新闻团体和大多数外交官都未曾注意他们正在报导的这场战争的根源。
通过早期对日本的访问和与日本战俘的谈话，霍格对他们这种
信仰的神秘根源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了找到答案，他决定和朝圣者们一起前往伊势，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那里就有日本最著名的神道神宫。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曼彻斯特卫报》，得到同意之后，他在东京登上了去伊势的火车。火车在晚上10：30停了一次，上来更多的朝圣者。第二天早上到达了位于东京西南290英里的广岛半岛的伊势。
霍格在3月27日写的这篇名为“现代朝圣”的文章得到了《曼彻斯特卫报》高度的关注。伊势的这两座神社是日式风格的简单木建筑，矗立在树木茂密的山脚，相隔几英里远。神社在伊势镇的郊区，周围杉树环绕，使它与白天的嘈杂和夜晚的街灯隔绝，独自静谧。为了给朝拜者营造宁静、和谐的气氛，这里的人做了极大的努力。打扫得一尘不染的石子路，精心栽种的树木，清澈的小溪……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感受到安宁和幸福。就连修建神社用的木头都是光滑的，没有难看的节子。
穿过神社外墙，人们可以进到内部朝拜。设在里面的供奉太阳女神“天照”的神社更神圣，据说它因里面有天皇的神镜而闻名。这里也有潺潺的流水、精心修剪的树木和石子路，烘托出了周围环境的圣洁。这两个神社的主要建筑物周围都留下了一片空地，因为它们每20年会被拆毁重新再建造一次，借此说明人间的事物都是短暂的，而这些神社供奉的神灵都是不朽的。
霍格对有如此多的日本人来参拜他们甚至无法见到的古代神社感到很惊奇。据他估计，那一年头3个月，这两个大神社的参拜人数就达到了96万。这意味着日本730万人口中，大约有400万人每年都来参拜一次。每一个日本人在有生之年至少要来这里参拜一次。显然，他们在30年代末的战争年代中参拜得更频繁了。
前来参拜的人们祈求古代的神灵能保佑他们，甚至包括自己的爱人、婚姻或事业。他们在神社或附近举行婚礼，新出生的婴儿也被抱来祈福。在花园里，学龄儿童把手浸在圣泉里以得到净化。一位背着小孩的母亲跪下参拜，年迈的老人就站着祈祷。在成千上万的参拜者中有很多人都是经过了24小时的长途跋涉赶来的，包括好几所学校的学生们。他们仅为了这几分钟的仪式。
霍格向一个友善的护卫问了几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参拜？他们静静地在想些什么呢？”这位护卫很吃惊，似乎第一次想到会有人对此有疑问。“战争爆发以前，人们到这来大多是祈求神灵保佑自己的生意、孩子、新结婚的丈夫或妻子。现在是保佑打胜仗，为在前线的丈夫或儿子求平安。”
在这里游览期间，霍格可以听到飞机在附近一个空军基地起飞降落的声音。“对我来说，在这样一个古树葱郁、流水潺潺、大自然被神化了的地方，那声音就像远处的雷声……对那些赶来参拜的日本人来说，它一定也让他们联想到他们祖国的力量和强大。”
但霍格没能找到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说古代的神灵圣化了日本的帝国主义入侵，那又是什么驱使日本军队在中国进行这一神圣使命时犯下野蛮的、灭绝人性的罪行呢？即使是好心的香川博士也无法解答他的这一疑难。但在他接下来的行程中，似乎有了某种答案。
1939年2月，霍格坐船离开了日本，前往朝鲜。当时朝鲜是日本占领下的土地。在那里他坐火车北上，经过了满洲，当时满洲也在日本人的控制下。他没有暴露自己记者的身份，通关的时候，他拿出他的英国护照亮了亮就顺利过关了。3月份，他到达了北京。
这是一座历史悠久、迷人的古都，西面被群山环绕成半圆形。1939年开辟了四大城门，城内的街道是方形的布局。1949年北京解放后，为了交通方便，城门和大部分城墙都被拆了。
尽管北京是日本人占领的第一个中国的重要城市，城墙内却没有一声枪响。北京的郊区和外围乡村遭到了攻击，城内却安然无恙。然而战争却近在咫尺。八路军一直活跃在墙外几英里的范围内。美国作家乔伊·荷马回忆说，当他在离城中心几英里的颐和园品茶时，一场战斗恰好在几百米远的一座山头打起来。茶话会在枪炮声中继续着，没有任何人对它作评价。
在经历了上海和汉口的恐怖后，北京对霍格来说是个启示性的发现。这里的街道依旧是被日军占领前的热闹。街道上人群拥挤，小贩们用独特的叫卖声，或敲着小铜锣、吹着小喇叭推销自己的货物。每条街上都有孩子们爱看的木偶剧、动物杂技表演，还有挑着担、走街串巷的理发师。送水的用独轮手推车把水送到每家每户，常常在街上和黄包车抢地盘。在主要的街道上，摊主们和小贩竞争，他们卖的货物齐全，从笼子里的鸟到铁澡盆子应有尽有。在每周一次的集会上，有苍鹰卖，还有相机、收音机和旧西洋书。一到公共节假日，许多居民就出来放风筝。几片彩纸、几根竹签子就能做出各式各样的风筝来，有动物的、脸谱的、抽象图案的……高高地飘在空中。
日本人占领北京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让某些地区的鸦片馆重新开张。有时候一些欧洲人也会和中国人一起在这些没有窗户的阴暗的房间里，躺在长凳上抽着一管又一管的鸦片。或者因为太忙，或者因为顾忌到华盛顿或曼彻斯特的编辑会撕掉这样的文章，霍格没有写关于鸦片馆的报道。
日本人对北京进行了谨慎但严密的监控。每个城门都设有检查站，白天有日本兵把守，夜晚关闭。因为怀疑被日本人监视，霍格和英国领事馆取得了联系，并得到邀请和一位外交官共进晚餐。美联社驻中国的记者哈尔多·汉森是另外一位客人。谈话的内容转到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野蛮行径及猜测他们下一步的行动。大家尤其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驱使日本兵在南京犯下了杀人不眨眼、奸淫妇女的滔天罪行。
在他的《人性的努力》一书中，汉森指出了最明显的解释是日本军队在经历了上海90天的激战后，兽性从极大的精神压力下释放出来。在从上海到南京的180英里的进军途中，他们对沿路的平民也同样实施了规模空前的凶残的暴行。
当时移居北京的外国人当中有这样一种令人担忧的结论，即日本军队的兽行是日本政府未宣布的全面毁灭中国政策的结果。这一作战命令的目的不仅要摧毁中国的军队，还要通过大规模屠杀平民和炸毁他们的家园、工厂、教堂、学校和医院等设施来挫败整个国家的士气。日本人似乎相信被凶残的暴行所吓倒的国家就可以被打败。这个政策所涉及的一个办法就是向日本士兵灌输这样一个想法，即中国人是永远也没有希望达到他们自己的文明程度的半野蛮民族。这样的想法当然也成为他们后来继续屠杀中国平民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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