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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格并没有记录他是如何返回汉口的，幸运的是他成功地做到了。他的下一封也是最后一封从汉口写回家的信记述了这座省城是如何被完全封锁的。这封信写于10月13日，12天后日本人入侵了汉口。当他认识到正当他把所有精力集中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欧洲的情况也开始变得危险起来，他感到震惊了。
亲爱的爸爸妈妈：
谢谢你们在10月5日的来信中告诉我欧洲的危险情况。我没料到他们会耗尽防毒面具和其它物资。虽然我不能真正体会当时的一切，但你们的信让我身临其境。这里也即将进行一场战争。所有人都背着铺盖卷匆匆离开，大都身无分文。很多家庭四分五裂，因为有些人被要求留下，有些例如孩子、熟练的工人和成年女工有特殊机构可以照顾也留了下来。现在我们被完全阻隔了。
日军切断了通往广州的铁路，广州在汉口陷落后不久也沦陷了。北上的铁路线也被切断了。中国人在长江上游地段铺设了横江铁索用来防御日本人的军舰袭击，然而它所起的“作用”是限制了水上运送难民，进一步加重了这座城市的孤立无援。
汉口陷落的前一晚，霍格给《曼彻斯特卫报》发去了他对这座城市最后的描述：
10月24日晚，武汉市长发表报告说大约50万人留了下来。这意味着100多万人已经撤离。一星期以前，这里的人们还漫不经心。孩子们仍在战壕和沙包上玩着熟悉的游戏；舞厅里挤满了穿着旗袍、享受着最后快乐时光的年轻姑娘们和赚了大钱的生意人。但在最后三天，街道上就是一派匆匆逃亡的景象了。
有钱有势的人们在夜晚坐着汽车一路颠簸地开往乡村。有了夜幕的掩护，他们可以躲避日本飞机对地面地毯似的轰炸。白天，穷人开始了步行大逃亡。弹簧床、桌子椅子、炊具、生病了的家人和婴儿坐在堆了干草的篮子里，都用一根扁担挑在肩上。在几百英里的逃亡路上，每一步都回荡着他们“嘿嚯嘿嚯”的喘息声……今天最后一班船已经开走了。没能挤过人山人海挤上船的人家失望地坐在岸边，看着他们逃生的希望飘远。与此同时，那些留守的人，包括1000多名外国人都紧张地忙碌着，或没事找事忙，让自己不去想日本人的炮火马上就要打来的恐惧。
夜深了，我们在这座伟大城市的中心。这里的人们原本是爱热闹的，此时却寂静得像亚利桑那大草原的午夜。受伤的士兵们躺在堤岸边，希望被撤离到船上。一队队农民赶着他们的家畜匆匆赶路。一小批难民像受惊的羊群一样四处逃散。很快他们会躺下休息，等待着宿命。汉口今夜难以入眠。它可能会被“焦土政策”的爆炸声惊醒。几小时后，河对岸就会传来清楚的枪声。明天？蒋委员长已经弃城而逃了！
蒋委员长确实撤退了。他的这一决定使汉口有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沦陷，也使这里的人们免遭南京大屠杀的厄运。外交官和大多数记者都乘船逃往了上游的重庆，那里成为了新的国民政府所在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坚持自己的道路，北上去了共产党的根据地。18名“最后的挖掘者”留了下来，霍格就是其中之一。尽管日本人无意重复他们在南京的罪行，他们也不会让外国记者有机会审察他们的丑行。这些记者很快被聚拢来，送上了一架开往上海的飞机。
7个月前，霍格花了两个星期从上海出发途经香港最后到达汉口。而这次回程只花了2小时57分钟。飞机载着他们飞过一带乡村的时候，地下满是战壕、炮弹坑和烧毁的村庄，这是他们报道了好几个月的战场。
回到上海后，霍格给《曼彻斯特卫报》发了一篇充满愤怒的报道，这篇报道成了那期的头版头条。文章的题目是“帝国操纵之我见”。它谴责了外国势力在日本人侵略汉口时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保护中国人民的势利行为。他描述了意大利领事如何盛装接见日本军官，英国海军如何阻挠中国军队执行事先计划好的炸毁具有战略地位的建筑物的行动，美国的炮舰不保护中国平民而是静静地停靠在码头。
汉口仍然有50多万平民，大多数聚集在外国人的“安全区”。尽管外国人鼓励他们留下并让他们相信可以得到保护，日本人很快就把他们轰了出去。霍格在报道中说，他们在外国人和日本人眼中只不过是不卫生的讨厌鬼。这些平民后来被送往了一个废弃的贫民区。
长长的一队难民——都是一些年迈的和虚弱得无法疏散的可怜人，朝着他们新的落脚点艰难前行。怀孕的母亲牵着瞎眼的老祖母，老祖父背着全家的行李压弯了腰，年幼的女儿抱着弟弟或者妹妹。他们以中国人的坚韧忍受着这让人无法承受的磨难。当他们走在细雨中的时候，我看见一个日本兵正在抢一家人的被褥，另一个正准备带走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一个女人和一个女孩。
除了一笔奖金，霍格的高质量的报道还为他赢得了一份合众国际社的差事，他可以自己选择地点，然后从那里写文章给他们。他在上海青年会宾馆租了一个房间，令他惊喜的是宾馆还配有一个健身房和壁球馆。在这里他计划着下一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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