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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牛津大学规模最小的学院，瓦德汉是20世纪30年代一个有点古怪的地方，考生是否被这里录取，要看考官当时的心情，而不是通过成绩。迈克尔·曼恩，乔治当时的同学，说他能够到瓦德汉上学完全是出于一家名为“国王的武器”酒吧的年老侍应生推荐。因为那时候，瓦德汉学院里的人经常会去那里喝酒，当时曼恩正在申请各个学院的西班牙语奖学金。那位侍应生告诉曼恩，瓦德汉学院的课程是最棒的。于是曼恩就和另外两个人一同参加了入学考试。考试在没有任何监考官的监督下进行，其中一名学生霸占了所有用来答题的纸张，曼恩就找到学校相关负责人告状，然后他就被带到市区的文具店，买了纸，又获得了额外的15分钟回答问题，完成了考试。就这样，曼恩得到了奖学金，毫不奇怪，因为另外两名候选人，一名是糊涂地认为他申请的是希伯来奖学金，而另外一人在考试开始后很快就放弃了。
霍格在瓦德汉的学习生活受到20世纪牛津一位有名人士的影响——莫里斯·博拉。虽然博拉一直主持着学院的工作，但是直到1938年，也就是霍格从牛津毕业一年后，才正式成为该学院的院长。即使在博拉成为院长之前，他的很多决定也影响着学院工作的开展，在很多方面改变着学生的生活。他为学生和各方贵宾举办各种社交聚会，在轻松地玩笑中让大家结识。博拉还经常为客人们杜撰各自的事业和取得的成绩，然后再向大家互相介绍，而他自己，就非常享受接下来到场客人间的混乱场面。
20世纪30年代，博拉使得瓦德汉成为个性化十足的学院。他个人也成为了当时的名人。宴会桌上大家的开心果——博拉用不正经、非精英、反严肃、反贝列尔学院等标签标榜自己。因为他相信，创办一所大学的目的就是破除阶级、惯例以及民族情感，从而达到“个体心灵放纵的狂欢”。他的这种观点吸引了很多学生，乔治·霍格就是其中之一。当博拉将大学生活的目的描述为“将来到牛津的压抑的、不能自我表达的年轻人塑造成有自己见解的独立个体”时，他所指的可能就是霍格。博拉出生在中国，他的父亲在海关工作，这让他对霍格此后的工作和在中国的漫游经历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乔治的姐姐罗斯玛丽，家里人都叫她“罗克”或者是“波西”，比乔治大三岁，而在所有家庭成员中，他们两人最要好。他们相互喜欢，在乔治在牛津读大学的日子里，乔治每每想到写信回家都是因为惦记这个姐姐。罗斯玛丽记得他经常滔滔不绝地讲述大学生活，讲述博拉作为老师和聚会举办者的故事。她说：“不能说牛津造就了乔治，因为从小他还受到其他多方面的影响。但是他很热爱在牛津的生活，爱那里的一切，特别是爱学校给予他的自由。”牛津大学使他逃离了家庭和哈彭登以前的封闭生活。他从未对威弗林的压抑生活进行过公开的反抗，但是如同其他处于18岁年龄段的青年一样，他渴望自由。他再也不用被母亲逼着去阅读那些无聊的书籍，再也不会受到黑色星期天的折磨。
虽然乔治·霍格在牛津受到自由主义和左翼思想的影响，但他并不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而他的同学们都是政治的狂热分子，每每对时事热点大加评论：牛津大学学生俱乐部关于“永远不会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声名狼藉的讨论发生在1933年2月，霍格入学的前一年。结果有275人赞同，153人反对，这马上成为了伦敦新闻界的热点，并激起了全国的愤怒和政界的指责。温斯顿·丘吉尔，当时的一名普通议员，指责这是“卑鄙、肮脏和无耻的”。
时事热点问题主导了学生会的讨论，并引发了校报一系列利己主义的长篇社论的发表：国际联盟在面对日本、意大利和德国践踏一战后签订的国际条约时的软弱无力，西班牙内战，以及面对纳粹德国的崛起是否要重整军备问题。
当时大多数学生的观点是可预见到的。他们在西班牙内战中站在共和党这边，而高声指责意大利进攻阿比西尼亚。国际联盟被骂得一无是处。一些支持“国王与国家”决议的人后来在《时代》杂志上声称他们其实只是在要求公共安全以及一个更强硬的国际联盟。这件事虽然引起了争论，却没有人相信了。牛津的两本杂志，《伊西斯》和《切威尔》都发表长篇社论，质疑学生们是否真的是严肃地对待问题，还是仅仅摆出某种姿态而已。
在瓦德汉，大部分学生辩论都在酒吧或者是学院的大厅展开，既没有伦敦意大利或者西班牙大使馆外示威游行的喧闹，也没有寄给各大报社信件中的激烈言辞。人们也许会认为乔治·霍格所在的牛津大学会是个斗争激烈的政治场所，但是据乔治自己回忆，在牛津的日子就是烧毁厕所里的抽水马桶的恶作剧，篝火前烤松饼的乐趣，还有就是争当橄榄球队勋章选手的艰苦训练。他的名字会出现在学校的公报上，偶尔也会出现在学生编辑的报刊上，而报道的都是他在橄榄球队的战绩和威信。因此，我们很容易认为，乔治在牛津生活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了享受青年时光，而不是每天为阿比西尼亚的百姓担心，也不是为西班牙百姓抗击法西斯侵略而忧虑。
在莫里斯·博拉的帮助下，霍格学到了牛津的精髓所在。在他的心中，这的确是个神奇的、令人为之着迷的世界，并给他短暂的一生留下了很多充满感情的回忆。但他在牛津的经历并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为他或者其他的毕业生面对世界各地的残酷现实做好准备。在那个年代，法西斯主义正在萧条的欧洲横行，日本军国主义正在计划入侵中国，整个太平洋地区正饱受战争的不断蹂躏，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几个世纪的封建主义正在被一种新的政治观念所代替，而这一过程则充满了鲜血。
如果说学生时代的霍格内心深藏的和平主义和基督教思想处于休眠状态的话，那么这个思想仍然完整地植根于他的心中。作为老师，莫里斯·博拉鼓励乔治挑战母亲给他灌输的思想。牛津大学赐给霍格最大的礼物莫过于将他从压抑的家庭生活中解脱出来，自由地享受生活。
对乔治来说，参加橄榄球队的活动和其他在牛津的所有活动一样占有重要位置。杰拉德·帕克是乔治在橄榄球队的队友，2007年，在帕克90岁高龄回忆起当时的队长乔治时，他说：“我在这个球队中待了两年，这段时间里，我们和其他学院的比赛中，每次都发挥得很好。霍格是个了不起的队长，在赛场上的表现也很出色。每次比赛前，霍格不会给我们讲很多，他就说：‘来吧，跟着我打’。比赛结束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喝啤酒，不谈论政治，橄榄球就是我们的全部。”
霍格将他的漫长假期用来旅行。1936年，他带着口袋里的4英磅和一名获得罗氏奖学金的研究生结伴踏上了去往欧洲中部和东南部的旅程。那时，整个巴尔干半岛都处在宗派主义的政治纷争中，东欧也成为民族主义滋生的温床，再加上当时纳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让乔治目睹了牛津这座象牙塔外的真实世界。
1937年初夏，霍格在取得牛津大学二等文凭（他的两个哥哥斯蒂芬和丹尼尔获得是三等文凭，最大的哥哥加里也取得了二等文凭）后回到家乡规划未来。那时候的他真的不知道要做些什么。他的朋友在计划成为政府人员或者从事城市中的其他事业时，周围的环境却没有给他任何灵感。5月份，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女王在威斯敏斯特举行了加冕仪式。一个月后，爱德华八世，也就是后来的温莎公爵为了深爱的女人沃利斯·辛普森放弃了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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