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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相见，情绪激动在所难免，这个陆家人都能理解。可一句普通话不说实在让人太别扭了，围着他们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搭话也不是四散也不是，只能互相看看，干笑两声。十分钟过去了，上海话仍在继续，二十分钟过去了，没有歇的趋势。姚翔平时语速并不快，但一说起上海话，思蔓不知怎么的就想起切菜，切的还是片儿，黄瓜片儿，哒哒哒哒哒，一片儿一片儿迅速倒下，间中还有飞起来的。红书只觉得眼前上演的是滑稽戏，志刚脑子直嗡嗡，思萁努力想听懂一句半句最终还是放弃了。
四个人只好互相说上了话。思萁说饿，红书问那晚上吃什么，思蔓说别做了还是出去吃吧，也算给阿姨接风洗尘，说完看那母子俩一眼，没反应，只好问志刚想去哪吃，志刚说我没主意，听你们的，思萁说那不如去我朋友的烤鸭店吧，试试他们的菜怎么样再决定要不要他们提供婚宴。四个人达成共识，转头看着姚翔和乐明，两人水泼不进眉飞色舞仍不知道在说什么。思蔓想如果这就是将来和他妈生活在一起的景象，那可真他妈够受的。
最后决定由思蔓陪乐明坐姚翔的车，思萁带红书志刚另打车去饭馆。思蔓很想参与到谈话里，可姚翔除了上车前对她用普通话说了句“你坐后面好伐”，就仍和母亲兴致勃勃地用家乡话交谈。思蔓心头突然涌上一种凄凉的感觉，小时候头次离家在外住宿的时候也有相同的感受——觉得自己是个外人。
陆家人在背后对乐明的评价也不高。倒也不是谁有什么不好，就是因为彼此都太具有当地人的典型性。乐明是想给姚翔挣点面子，所以作派上特意比平时夸张了几分，想突显出高贵的特质，让陆家人产生重视。红书倒是重视了，觉得这就是拿捏，做作，小地方气，将来要有了孩子，可不能让姚翔他妈来带。思萁别的没听见，就听见“高级会所”了，实在忍不住要挑拨离间——这么一高级会所，会费怎么也得十好几万吧，怪不得姚翔天天叫穷，钱都给他妈了。这话让志刚和红书陡生忧虑。
面儿上的礼数还是有的，不能让上海人觉得咱们不懂事。陆家人早到，并没进去，在门口迎乐明。看见车停，乐明并不动，要等姚翔跑下去为她开了门，才款款而下。陆家人互相递着眼色，不屑之情与和善的微笑很是不搭。
下了车，乐明拿脖子上的丝巾捂鼻子，“北京好大的尘土，我有过敏性鼻炎的，土太大的地方待不了。”
红书一脸担忧，“噢是吗？那你要有这病就没法在北京生活了。”
志刚打发思蔓赶紧去给乐明买治鼻炎的药，被乐明拦下了，笑吟吟地说早就料到会这样，所以药在行李里放着呢。红书冷眼看着思蔓在乐明面前的慌张，担心将来过了门儿会拿不住这个婆婆，得帮闺女好好想几招儿。
席间，红书直捅捅地问：“这个改口费，上海是要付多少啊？”
乐明假装才想起来还有这回事，“哎呀”连声，装老糊涂了。志刚觉得媳妇太直接，这又不是什么大事，连忙说：“都是按家庭条件给，条件好就给多点，条件一般的话，差不多就得了。”
这算怎么说话呢？请客来这种刷不了卡的小饭馆，还嫌别人家庭条件一般？乐明马上干脆地说：“我家姚翔这样成功，你们要多少，我都可以给。”
她真是低估了陆家人的直率，而低估对手是要付出代价的。思萁马上对成功人士的母亲提出，现在改口费有个说法，叫‘万里挑一’，取个吉利，就一万得了。
乐明还没来得及恨自己，姚翔的话也放出来了——不就是不得体么？谁不会啊？
“那我还是叫叔叔阿姨吧哈哈哈。”
这回不但红书志刚不爱听，连乐明都觉得过分了：“阿翔你又开玩笑，在北京待得越来越没正经话。”这话不但没有正面的效果，好像还起到了越描越黑的作用。她只得硬着头皮接受条件：“一万好啊，没有问题。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服务员你们快一点收拾好伐？”
经过一番笑里藏刀明枪暗剑的争论，两家人总算把宾客名单初定下来。志刚嘱咐思萁，寄请柬和电话确认出席的工作由他负责，不得马虎，并且一定要重申：不能迟到！十二点准时开始。
乐明问，难道婚礼不是吃晚宴么？
“当然不是。”思萁解释说只有“二婚”才晚上办呢。
乐明心里有想法，不敢大声说，小声嘀咕：“我们南方都是在晚上办的。”
红书呵呵一笑：“你们南方真开放，那么多‘二婚’的。”
母子同心，姚翔哪能让妈挨这噎，他说：“我们二不二婚，都是晚上办的。”
红书可不管这套，她们家思蔓又不是“二婚”，凭什么晚上办啊？看来提前沟通是必要的，如果临时抱佛脚，到时候听谁的不听谁的？干什么事都是丑话说前头比较好，先小人后君子，甭来那套假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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