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政治嘱托
政治嘱托(9)

    毛致用在湖南工作期间，曾先后两次，接待过赴湘视察的邓小平，并陪同至韶山等地参观，所以很熟悉。邓小平一见到毛致用就关心地问：“你来江西几年了？”毛致用说：“快四年了。”

    邓小平对吴官正也熟悉。他对吴官正说：“你是从武汉来的。来几年了？”

    吴官正答：“五年多了。”

    江西是农业大省，邓小平十分关注江西的农业发展。他问：“江西去年的年景怎么样？”毛致用说：“年景还好。1991年农业全面丰收，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5.5%，工业总产值增长14%，财政收入增长10.3%，实现收支平衡。农民人均纯收入达702元。改革的步子是这些年来迈得最大的一年。”邓小平听了很满意，连声赞许说：“那好。”他对农民增收感到欣慰，说：“农民收入702元，那不简单。”

    接着，邓小平又问：“去年遭灾了没有？”毛致用回答：“遭受到比较严重的旱灾，但农民积极性高，所以仍然是一个丰收年。”

    吴官正说：“现在的问题是粮食压库严重，库存有180亿斤，其中在库外露天堆放的有40亿斤。”邓小平说：在粮食问题上，江西是作了贡献的。你们有困难可以向中央反映，你们有这个权利。对江西，中央要照顾一点。

    邓小平的记忆力很强，念念不忘江西人民对国家作出的贡献。在三年困难时期，江西人民节衣缩食，艰苦奋斗，调出大批粮食支援全国。1958—1959年度外调了9.5亿斤大米，1959—1960年度又调出14亿多斤大米，同时还补上库存1.18亿斤，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两个增加库存的省份之一，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表扬。这次邓小平又旧事重提，说明党对作出了贡献的地区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江西广大农民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得到了实惠，看到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和巨大威力，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快速发展，连年丰收。但是，大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困难：粮食库存增加，压库现象严重。邓小平对江西解决粮食压库问题的关心和支持，使在场的省委、省政府领导深受教育和鼓舞。

    邓小平对江西的情况很了解，他指出，水旱灾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水土保持不好。要坚持把植树造林搞好，否则没希望。他问：“你们植树造林怎么样？”吴官正说：“这几年我们每年造林600万亩左右，森林覆盖率达到40.3%。”邓小平听了连连点头，说：“那好。”

    邓小平兴致勃勃地听取了毛致用关于江西在治理整顿期间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情况汇报，高兴地说，治理整顿这几年，改革开放做了不少事。他指出，没有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就不会有这么顺利。并语重心长地强调：“稳定发展我赞成。但是，只要能快一点还是要争取快一点。胆子要更大一点，放得更开一点。不能胆子没有了，雄心壮志也没有了。有机遇能跳还是要跳。”这时邓楠插话说：“这个观点，老人家鼓吹了一路。”

    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快一点将经济建设搞上去，这是邓小平对江西和对全国的期望，也是时刻萦绕在邓小平心头的一件大事。邓小平接过邓楠的话，问毛致用、吴官正：我讲得对不对？毛致用说：“您讲的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搞快一点。”

    邓楠又插话说：“老人家对江西很有感情，在车上不停地讲到江西。”邓楠的话引起邓小平对峥嵘岁月的回忆。他深情地说，我对江西是有感情。邓小平指着毛致用、吴官正说：“我在江西呆的时间比你们长。当初，我在瑞金当过县委书记，那是几个人推举的，后来中央认可了。那时苏区的工作，兴国是第一，瑞金是第二。”

    是的，在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工作、生活了四个年头。一次，邓小平在讲到这段历史时说：1931年8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的时期。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后方，但当时被反革命分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权，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中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当时与上级没有联系)，谢、余等都帮助我做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分子，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乎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于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围剿”被粉碎后，开了几万人祝捷大会，热情是很高的。

    1932年5月，邓小平奉江西省委之命，从瑞金调往会昌担任县委书记。会昌和它南面的寻乌、安远两县是中央苏区的边沿地带，三县毗邻，地势险要，是江西南面的重要门户，也是中央苏区的重要边区。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加强中央苏区的边区工作，更有效地粉碎敌人从南面进攻，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将会昌、寻乌、安远3县联成一个整体，在会昌的筠门岭建立会昌中心县委，领导会昌、寻乌、安远3县的革命斗争。1932年7月，在会、寻、安3县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共会昌中心县委，邓小平任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是一个实干的人，也是一个有魄力的人。凡是在他主持工作的地方，他都能迅速地打开局面，创造局面。从1932年到1933年，他在会昌这一区域的工作，彻底改变了会昌这一红区边沿地带的面貌，而且在他的战友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小平说：在博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大约在1933年三四月间，我被调离了这个工作(指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两个月的宣传部部长，随即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撤销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给了我以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我到乐安后不到10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后，要求另调工作，于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一般宣传工作外，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这个工作我一直干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沧桑几十载，弹指一挥间。1992年，距邓小平离开中央苏区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然而在邓小平的记忆中，当年苏区的斗争风云依然历历在目，苏区的干部、群众和一草一木都牵动着他的心。

    是的，邓小平对江西是有感情的，他时刻关注着江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关注着这片红土地上正在发生着的日新月异的变化。邓小平这次途经鹰潭市，已是他第三次来到江西东部这个新兴的城市了。如今的鹰潭市，已建成为全国重要的铜业生产基地和铁路交通枢纽，赣东大市场开始形成。以鹰潭特有的红石砌成的各式新楼房隐映在一片绿树丛中，使城市充满勃勃生机。沿着城边蜿蜒而过的信江，春水荡漾，粲如玉带。

    望着鹰潭火车站的巨大变化，邓楠对邓小平说：“您记得吧，我们以前也到过鹰潭，是从南昌用小车送来的，从鹰潭乘火车回北京。”她指的这个日子，就是1973年2月19日和20日。邓小平风趣地说，我有“三个专”：从北京到江西是用“专机”送来的；从鹰潭到北京是挂了一节车厢，“专车”送去的；在301医院住院，一个人住一层楼，也是一个“专”。邓小平谈笑风生，气氛轻松活跃，引得在场的人发出会心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