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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真快,邓小平在鹰潭火车站,一晃半个多钟头就过去了。他老人家没喝一口水,也没有坐下休息,在月台上时而信步,时而驻足,与毛致用、吴官正侃侃而谈。快分别时,毛致用、吴官正依依不舍,邓小平握手告别。列车一声长笛,驶出了鹰潭站,向上海方向疾驰而去。
春节前的上海,洋溢着一派繁荣与欢乐的景象。这是邓小平自1985年以来第5次与上海人民一起欢度春节。这是邓小平南方之行壮举的最后一站。前往车站迎接的上海市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握着邓小平的手激动地说:上海人民欢迎您来过年并指导上海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微笑着说,我来过年,要看看南浦大桥,看看上海的经济发展情况。
正月初四(2月7日),邓小平、杨尚昆来到了已经通车的南浦大桥。站在达50米高的桥面上,望着大桥雄姿,邓小平由衷地称赞说,南浦大桥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真伟大。他指指大桥横梁上镶着的“南浦大桥”4个大字,说:看来我为大桥题的字,没有给大桥丢丑。一语引起众人欢快的笑声。
2月初,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接到上级部门的一个电话通知:春节休息后有重要接待任务。一听,总经理陆德纯想:会是哪一位中央领导来呢?1月中旬,江泽民总书记刚刚视察了贝岭公司,还题过词,这次会不会是……
陆德纯想到了邓小平。不过,他也只是猜想而已。
2月10日这一天上午,天气虽然晴朗,但春寒料峭,最高气温只有摄氏7度。地处上海西南的漕河泾工业开发区,地势开阔,西北风长驱直入,显得格外寒冷。可是,在上海贝岭微电子公司,300多位员工的心中却是暖流涌动,因为此时他们已经知道小平同志要来自己的公司视察。这振奋人心的消息就像春风一样,吹遍了贝岭公司的每一个角落。
陆德纯早早地迎候在公司的大门口。他觉得最重要的准备,是要把生产搞好,把管理抓好,把员工队伍建设好。他有一个设想,今天小平同志来公司视察,不仅要让他老人家看到公司的最新技术成果,还要让他看到公司员工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
9点15分,几辆面包车驶进了贝岭公司。车门开了,陆德纯迎上前去,握住了老人家温暖的手。
接待室是陆德纯临时安排的。因为公司会议厅还在建造之中,陆德纯决定把接待室放在硅片制造部。这里离主厂房较近,邓小平年纪大了,从这里去视察厂房、设备和生产情况,都比较方便。
在接待室里,陆德纯向邓小平汇报了公司的概况、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转让等情况。邓小平听得很认真,有的地方没有听清,还要向身旁担任“翻译”的女儿追问一句。邓小平和杨尚昆一边听,一边拿起加工好的硅片仔细察看。他们还饶有兴趣地看了12分钟介绍贝岭的录像,对公司的全貌和总体生产情况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超净化车间是邓小平视察的一个重点部门。这里的空气净化要求极高,严格规定每一个进入车间的人都要换净化工作服。陆德纯想,更换服装麻烦,且还要通过风淋通道,由高强度的清洁空气以清除所有进入者身上的灰尘——小平同志这么大年纪,万一被风吹感冒了怎么办?权衡再三,陆德纯最后决定,请邓小平通过过道观察窗来察看。
当时,陆德纯站在隔离观察窗旁边,向邓小平介绍:这个车间里面,是贝岭公司最重要的生产设备和调试检测仪器。这些装备,全部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其中关键设备大束流离子注入机,是经过国际巴统会批准首次进入中国的。如果没有它们,贝岭公司的高技术生产根本无从谈起。
听到这里,邓小平指着这些引进的先进设备,向周围陪同的同志发问道:“你们看,这些设备是姓‘资’还是姓‘社’?”吴邦国回答:“姓‘社’。”邓小平点了点头,意味深长地说:“它们姓‘社’。资本主义国家的设备、技术、管理,拿来为我们社会主义所用,那就是姓‘社’了。”
接着,邓小平又为在场同志分析,前苏联原是一个经济技术发达的国家,由于闭关自守而导致落后,最后落得个国家解体的悲剧。他加重语气强调:“关键是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他鼓励大家,要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把门开得大一些。这时,卓琳轻声对陪同的同志说:“老爷子经常思考着改革开放的大问题。”
2月18日,正是中国人民传统的元宵节。晚上,邓小平兴致勃勃地来到沉浸在节日气氛之中的上海第一百货商店。由于公务缠身,邓小平已有几十年没有去过商店浏览购物。邓小平到来的喜讯此刻已传遍了整个商店,营业员们纷纷聚集在通道两旁,邓小平走到哪里,哪里就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他亲切和蔼地向周围的群众点头微笑,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参观完了三楼的服装柜台,邓小平正准备走向电梯时,看见不远处有一只文具柜台,便信步走上前去,饶有兴致地看起了里面的文具。刚才受到接见的全国劳模、正在附近的马桂宁立即走过来当起了“临时营业员”。他热情地向邓小平一一介绍各种新款铅笔、圆珠笔和各式异型橡皮。邓小平女儿邓榕在一旁说:“您就买一点吧。”邓小平当即表示赞同,由女儿代付款十元买了四盒上海的名牌产品中华牌铅笔和四支口红形橡皮,准备送给孙子孙女们。马桂宁用包装纸将铅笔橡皮包好,装进塑料袋递给了邓小平,吴邦国在一旁笑着对他说:“马桂宁同志在为您提供优质服务啊。”一句说得邓小平笑了,马桂宁也笑了,周围的人都笑了。
2月20日,邓小平带着上海人民对未来的信心,带着浦东开发的宏图离开上海返回北京。
1992年,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头,邓小平亲临南方视察,并以他一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有的放矢地发表了一系列廓清人们思想中姓“资”姓“社”模糊观念的言论。对此,党内人士一般是从中央文件中获悉的,而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则是通过一篇被全国报刊转载、名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新闻通讯才了解到的。
这年1月18日下午5时许,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的陈锡添在办公室接到电话通知:速到市委接受一个特别采访任务。陈锡添马上驱车赶到市里,宣传部负责人告诉他:明天一早邓小平同志抵深圳视察,市里决定全市媒体只选派你一位文字记者全程跟随采访。
听到这个消息,陈锡添非常激动,记者的职业敏感使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采访任务,感到很荣幸。陈锡添想:“从小平同志上次视察深圳至今,已经过去8年,8年间深圳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是否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完全变成了资本主义?一向倡导实事求是的小平同志此番前来,亲眼看、亲耳听是一方面,肯定还会发表关系我国改革开放走向的重要观感。”后来发生的一切果然印证了陈锡添的猜测和判断。
从1月19日至23日,陈锡添每天都是凌晨2时以后才入睡,因为白天要跟随邓小平采访,只有晚上的时间才能静下心来,同当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吴松营一起整理记录。有些场合,自己临时因故不在邓小平身边,他还要找当时在场的有关领导追访,对重要言论及时进行补记。深为邓小平一系列谈话精神鼓舞的陈锡添寻思:当老人家在视察中表露的思想日后通过我们这些记者的笔触传达至千家万户和大江南北时,对全国的改革开放的局势该会产生多么重大的促进作用啊。
不久,党内通过中央文件的形式对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的系列重要言论进行了传达。这令陈锡添为之心喜,他想:能否在适当的时候,以新闻通讯在表现手法上特有的优势,活灵活现地将小平同志在深圳期间的音容笑貌及言谈举止来一个大展示呢?于是,他更留意对有关采访记录的整理和核实,为日后正式动笔写作做着必要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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