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杀出血路
杀出血路(6)

    在由日光岩步行回游艇的林荫路上，邓小平问项南，厦门机场为什么要叫“国际机场”？项南回答说：“搞经济特区，就应该与海外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叫‘国际机场’就是为了与日本、新加坡、菲律宾和美国通航，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邓小平对项南的考虑表示赞同，他挥挥手臂说：“就是应当飞出去嘛！”这一天，他还视察了建设中的东渡港，到海军码头看望了厦门水警区的同志，并和他们合影留念。

    第二天，当厦门市市长兼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邹尔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纸张笔墨请邓小平题词留念时，邓小平拿起笔来，稍作思考，写下了：“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同前不久在深圳和珠海的题词一样，都是对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给予了殷切的期待、热情的鼓励和鞭策。在场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意识到了它的分量。题词在报纸上刊登后，在特区的建设者们的心中引发了一种坚决办好厦门特区，追赶和超越深圳、珠海的强烈激情。

    24日，邓小平回京后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说：“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

    3月5日，国务院特区办的同志专程到厦门传达了这一讲话。3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采纳邓小平的建议，提出将厦门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会议还决定开放上海、天津、大连、秦皇岛、青岛、烟台、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沿海港口工业城市，形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沿海黄金地带。

    1985年2月，中央又正式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随后又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是继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之后的又一个重大决策。它把城市与广大农业区作为一个整体实行对外开放，使中国对外开放由点到线、再到片，从南到北形成一个开放前沿地带沿海经济开放区。

    1984年邓小平的特区之行，给海南的开放带来了希望。当总设计师登上厦门鼓浪屿眺望一水之隔的台湾岛时，他的思绪飞出了很远很远。作为我国的第一大岛，台湾在60年代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是有目共睹的，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作为我国的第二大岛海南与台湾在地理条件、自然资源方面有着相似之处，但其发展相去甚远。追根溯源，关键是采用怎样的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特区的变化就证明这一点。

    如果对海南岛实行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甚至比特区还“特”，50年、100年之后，那将会产生怎样的变化？邓小平对此充满信心。回京后，他明确提出：开发海南岛。他说：“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1985年4月，英国首相希思访华时提出准备去海南岛参观。这是希思上次访华时邓小平提出的建议，邓小平说：“海南岛是个宝岛，现在还未开发，请你先去看看。”

    在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后，邓小平把开放的焦点对准了海南岛。开发海南岛，建立海南经济特区成为他反复考虑的一个中心问题，这是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步骤。3年后，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作出设立海南的决定，同时正式确立在海南省办经济特区。于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1987年6月12日，在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内，典雅的吊灯泻下柔和的光，摄影灯频频闪烁的光，充盈着会见厅。南斯拉夫贵宾科罗舍茨紧紧地握着邓小平的手。双方都为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交流两国的建设经验感到高兴。

    邓小平向客人详细地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谈到开放政策时，他说：“我们首先搞了深圳经济特区。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了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深圳搞了七八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邓小平打了个手势，提高了声音：“现在我可以放心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这铿锵有力的声音，如隆隆的雷声滚过神州大地，传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