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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臻从崇祯皇帝的话语中听出雷厉风行之意，因此轻轻扯了扯还想说话的李邦华的衣袖。做臣子的有时候不得不弯着腰干活，顶撞皇上或者说跟皇上辩论，最后吃亏的还不是他们做臣子的。他的心中已经有了计较，可以按照皇上的意愿展开工作，但是遇到阻力的话也会如实地汇报，让皇上做最后的决定，这样才是中庸之道啊！
被李邦华一打岔，我不得不重新捡起刚才的思路，把没有说完的话说完，“江南一直以来都是文人辈出的灵秀之地，有天下才子半数出于江南之说，因此朕决定放开对文人的限制，之前朕已经改革了科举制度，添加了许多科考科目，不过要等到两年之后的考试才能看出成效来。两位爱卿到了江南之后，要鼓励文人开设报馆，至于报纸为何物，朕在工作手册上有详细的描述，跟塘报的性质差不多，你们可以仔细看看。办报馆的目的是为了转化党争的核心矛盾，朕还没登基的时候就知道东林党和齐浙楚党等等之间的矛盾，更有借京察清洗的痼疾，朕希望今后不要再出现这种事情。”
李邦华还在为崇祯皇帝刚愎自用感到不妥的时候，听了崇祯皇帝这番话，当即愣住了，随后激动道：“皇上……皇上的意思是说，可以让文人议政？”韩非子早有论调，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历朝历代对文人的束缚非常厉害，本朝的八股文就是一例，所以李邦华做梦也没想到崇祯皇帝会有如此动作。张庆臻也没想到崇祯皇帝会开通到如此地步，这两样人都不是好东西，作为任何一个君主都会加以限制，可崇祯皇帝却反其道而行，这……
我可没开明到让文人参与政事，只不过是想把有党争以来文人间的互相攻击转化形式，让他们别拿“大明公司”的业绩开玩笑，败家可不是这么个败家法。
“开设报馆也要和商业一样，放开来搞，衙门自然要办一份，文人也好，老百姓也好也都可以办，最重要的一点是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看得到报，让老百姓知道一些他们应该知道的事情。”我说着把话一转，“但是朕也要把丑话说在前头，办报馆一定要做到内容翔实可靠，凡是故意胡说八道扰乱民心的，一律严惩不贷。”
李邦华和张庆臻连连点头称是。李邦华仍把自己的担心说了出来，“皇上，报纸如果和塘报差不多，那么一定要谨慎一些，万一有人借报纸诋毁皇上攻击朝廷，那肯定不妥，臣以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还是让人知道尺度为好。”
“现在大可不必，朕之所以让老百姓也能看到报纸，就是让老百姓明白朝廷的什么政策对他们是有好处的，这样一来老百姓就会拥护朝廷，得民心者得天下，再说这也是重新丈量土地的一个宣传阵地，那些不想把土地吐出来的家伙，让他们也见识一下舆论的威力。这个道理你们明白吧！”
李邦华和张庆臻都不笨，此时恍然大悟，异口同声道：“皇上英明！”
“我们汉人自古就有党争，党争不但波及文人，有时更会把国家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希望能借着报馆开张来改变文人党争的方式，让他们不管有什么主张，都在报纸上辩论交流，就算是互相口诛笔伐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不要动摇国本。”
李邦华和张庆臻重重点头，对崇祯皇帝的话深以为然，连带对刚才崇祯皇帝将要推行的铁血政策也都不再那么忧虑了。
开局对江南诸事非常重要，头三脚要是踢不开，往后的事情也不好办，为此我特意下了几道旨意，主要是写给分封在外的诸位王爷，让他们体谅一下国家的难处，拿点钱出来。当然了，我没指望他们拿钱出来，而是希望他们不要阻挠江南土地的重新丈量。根据我的推测，那些大地主们肯定会把手攀到同是地主老财的诸多王爷身上，希望借诸位王爷的力量制止土地的重新丈量，我这旨意也算是给王爷们提个醒，因为不久的将来，该轮到他们“减肥”了。
李邦华等人刚走没多久，王承恩领着卢象升一路小跑赶来，看着两个人的神情，我的心情不禁紧张起来，难道又出什么事了吗？
尽管卢象升已经从送信之人口中知道了一二，但是他还是把急报恭敬地呈给崇祯皇帝，“皇上，西北有变。”
卢象升的话让我的心咯噔一下，心道该来的躲也躲不掉，难道这就是宿命吗？尽管已经有了些许的心理准备，但是看过急报之后仍然让我脑门冒汗，瑞王朱常浩死了，是死在了农民起义军手里，农民军已经在汉中成了气候。
“孙承宗在干什么？”我把急报狠狠地扔了出去，“朕对西北如此上心，减免赋税，小心赈济着，到头来却落得这个结果。真是气煞人也，孙承宗的兵马都是纸糊的吗？”
卢象升见崇祯皇帝火气正盛，小心解释道：“事情发生的时候，孙大人正在陕北剿匪，无暇顾及到汉中，而且，陕西事情颇为复杂……”
其实在崇祯刚刚即位的时候天下已经不太平了。根据史料记载，早在天启元年（一六二一年），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就发动了叛乱。第二年，贵州土司安邦彦也反叛，两人互相策应致使西南大震，直到天启末年才费尽力气把叛乱平息下去。而福建东南沿海地区也不安宁，先有荷兰人占据澎湖列岛，进而盘踞台湾，更为严重的是在万历末期，福建沿海已经形成了不少的海商集团，既做生意也干打家劫舍的买卖，势力非常强大，朝廷根本束手无策。崇祯登基后，海上霸主郑芝龙才名义上接受朝廷的招安，暂时不跟朝廷作对，虽然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吃皇粮的人，但是朝廷仍然无法节制他们。
这是西南和东南，不管怎么折腾最后还都平息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不安定的因素转移到了北方，伴随着百年难遇的灾害泛滥起来。
要插一句的是山东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虽然很快就被朝廷镇压下去，但是徐鸿儒使用的手段却是最让人头疼的民间宗教，邪教之流，很能蛊惑人心。
接着便是陕西的民变，实际上陕西的民变从天启五年（一六二五年）就开始了，但是那时候的民变规模比较小，不是偷鸡摸狗就是拦路抢劫，远没发展到攻城掠地、夺府杀官的地步，因此地方政府也就把这个归类为治安案件，没怎么深入治理，也恰恰因为地方政府的态度问题，才使这些小规模的民变逐渐发展，渐成燎原之势，从而走上历史舞台。
最初是王二、王嘉胤，他们闯出字号后，陕西各地的饥民也纷纷为了糊口，伸手夺食，形成了几股重要力量，诸如汉南王大梁、马守应、罗汝才、安塞高迎祥等等。
我在卢象升的进言下平复震怒的心情，一点点回顾脑海中跟农民起义有关的资料以及我做出的措施。其实陕西就是一个无底洞，自从我接手以来没有一天不要银子的，可数百万两银子塞进去了，一点起色都没有，岂能不让人恼怒。
卢象升见崇祯皇帝心态平和不少，说道：“皇上，现在陕西主要有两股流贼，在南则是王大梁，在北则是高迎祥，他们彼此互相呼应，孙大人也是疲于应付，困难得很。”
我叫人捡起急报又看了一遍，招呼卢象升道：“建斗啊，你看看。”我见他看完了接着道：“孙承宗做得已经不错了，朕刚才失态了，观此急报可知陕西的乱民不但数量不减反增，活动的区域也增加不少，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不是纯粹为了找口饭吃的农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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