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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徐有渔先生的见面有点偶然。
曾经在网上读过他和李慎之两位分别给《哈维尔传》作的序言，那年把这些文章连同《哈维尔文集》一起交给余秋雨先生的时候，余先生还问起，徐有渔是谁。
2002年春天，在查理大学中文系的国内公派中文教授孟老师告诉我们中文系请了在荷兰的华文诗人多多来演讲，就一起去听。临时网上浏览一些多多的作品，因为实在不具备诗情，而且可能年龄偏大、心态偏老，所以，对于“钥匙在耳朵扭了一下”（多多《妄想是真实的主人》）这种语言没什么感觉，倒是同样在倾听演讲的一位先生引起我们的注意，攀谈起来才知道，原来是我们久已闻名的在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徐有渔先生。他那时在瑞典做访问学者，临时到布拉格开会，碰到诗人的演讲，便一起来听。因为时间安排紧，没机会多谈。不过，徐先生携夫人在七月份来到布拉格旅游，我们有幸再次见面。
那天他们刚到，我们也没管他们的旅游安排，就把他们接了过来，还邀请了在布拉格一些爱好文化的朋友，大家一起喝茶谈天。徐先生为我们带来了他的著作，《自由的言说》，通过他个人的思考脉络，回顾文革，对文革的社会现象进行反思。一位上点年纪的朋友先借走粗读了一遍说“我认为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写文革，文革的时候他还太小”。我们当然比徐先生更小，但是，我们认为每个人都有资格写文革，每个人对文革都有责任和义务反思，这绝不仅仅是某些当事人的事情，而是全民族的责任和义务。
在捷克生活的几年，我们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捷克人懂得纪念，重视纪念，后来去附近的国家，发现也是这样。开始，我们比较粗浅地理解为，欧洲的历史相对短，国家小，所以人们对于近代的纪念很重视，而中国的历史长地域辽阔，其中重要的事件和人物太多，就不那么珍惜了。现在我们认为，这些分析可能都没错，但是，在一定的年代一定的过程里，造就了一定过程中的民族性，而欧洲的民族性，目前的表现是，精细、认真，昨日之过，后日之师；而中国的民族性，善于遗忘、忽略、模糊，也易于包容、吸纳。有她宏观上博大的一面，也有她微观上粗糙或者故意回避的一面，而对于我们每一代人，其实都只生活在微观的具体时代里，我们有着宏大的背景和胸怀不错，但是，宏观是微观积累起来的，如果我们不懂得纪念，就难以从精神上不断获得进步。
所以，我们非常赞同徐有渔先生对于文革的回顾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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