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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余秋雨教授随着凤凰卫视《欧洲之旅》剧组来到布拉格。由于北京青年报的渊源，也因为我们对凤凰卫视商业运作水平评价甚高，希望能为欧洲之旅尽一点地主之谊，就主动和他们搭上关系。
他们到达当晚，深夜时分，先生和我，带领才两岁多的儿子，开车20多公里，赶到剧组下榻的酒店，和余教授见面。不能否认有一睹名人风采的愿望驱使，同时，对于电视已经播出的欧洲之旅节目，感觉不到位，所以也希望和他们谈谈想法。而当时，说实话，我们没有读过余秋雨先生写的任何一篇文章，一方面在国外生活，离国内传媒比较远，不能切身感觉到他著作畅销的火爆和争议，另外一方面，也不是特别愿意追风，希望有比较独立的选择。于是，在朋友推荐下，请家人帮助买《文化苦旅》而未得之后，就没有再追问过。出门之前，才临时从网上浏览一下，以免见面的时候尴尬。
我们带去了一些关心、问候、感想，和在捷克生活对捷克的认识和感受，本来都是些很零碎的想法，或者说没来得及理清思路，说出来的比较零散，但是，余教授（剧组的人都称他为“秋雨老师”，我们有点不习惯）迅速地从我们的谈话中抓住了脉络，显然，虽然他们对东欧地区资料不足，但是，他一直在不间断地收集和思考中。我们提出想跟着看一看第二天的拍摄，介绍我们的记者有点犹豫，怕剧组人员认为不方便，余教授爽快地说，没关系，就说是我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边走一边聊天，我喜欢和你们聊聊。我们还帮助他从网上下载了一些哈维尔的文章。拍摄间隙，他一直就地阅读，这和他的著作《行者无疆》中“闭门阅读了几天”显然不符，不过，我们都理解那是一种文学浪漫虚构，同时，我想他应该有这样一种“闭门阅读”的心境吧。
我们从事商业，爱好文化，在我们心目中文化还是比较单纯化、理想化、神圣化的。和剧组在一起，我们很“文化”地向他们提议，“捷克工业曾经兴盛，后来衰落，到当前经济重新整合，这个过程其实很值得探讨。”“到德国就该拍工业成果了，给观众不能太雷同。”被一句话就简单的否定了。我们虽然本来应该理解，以文化为职业的人，文化里职业味道就更重了。可是，听到这么一句不太负责任的话，心下还是有些不是滋味，难以接受。他们说得没错，他们也掌握众多资料、有通盘考虑，可是，用这样一种惯常的简单套路，用他们毕竟是有限的文艺经验和思考，去承载对于整个欧洲的阐述，算是负责吗？特别是看到他们拍摄出来的，对比我们所相对熟悉的欧洲，技术、美术、音乐都很优秀，恰恰内容流于肤浅的表面，我们对于他们以“旅”作为噱头的创作思路产生了质疑。不过事后我们稍许醒悟，职业不等于事业，贩卖文化不等于献身文化；而且，浅尝辄止也许的确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扫盲是深造的基础，我们不应该轻视文化扫盲、旅游扫盲的作用，我们没有权利因为自己对于某个方面更加熟悉就假设所有的观众都更加熟悉，而我们对于千禧之旅、两极之旅、走向非洲就无法提出观点，也许是节目质量的确更高，也许恰恰是因为属于我们的盲区。当下的这台节目，我们认为最出彩的就是每集里编导讨巧的点睛之笔《秋雨录》，因为余教授的文化积淀、他的思索，和他的语言。
因为亲切，我们第一次购买了余教授的书《行者无疆》，读来精妙，很多章节，在生动的文字描述中为我展开了思考的空间，但是，也有些感受是从他短短几天访问遇到的偶然情况出发，说服力不足。对于余文，我个人不太喜欢的地方，是一些戏剧化的虚构文字。
那时候，我们对于余秋雨在国内受到的攻击，和指责他文中的错误，仍然只是听说一点皮毛，虽向来无心打听，还是听说了那个著名的故事，烟花女子的包里，搜出《文化苦旅》，我先生听后大呼，那说明人家的书写得好，也说明烟花女子文化素质高。在并不了解详情的情况下，我们粗略地想，在某个特殊年代，一个年轻人即便写一些随风头的文章，也不能因此否认他成熟以后的思考和作为文学大师的成就，而作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人们往往对他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考据要经得住推敲、治学态度要更加严谨，甚至提出的感受和观点应该具备权威性等等。他被关注和被批判的频度和程度更高。
和余教授在北京见过一面，我们给他一些自己写欧洲生活的小文，他翻了几下，立即总结出我们力求写“常态人生”。我们讲了一些两代人之间对于欧洲和中国差别的不同认识，他倾听之后马上说，有矛盾，就有文章可做。他看起来很骄傲也很潇洒，心态比年龄年轻，他说，他不会像李敖那样去骂人，不过看来那样的方法比温文尔雅有效。他给我们的印象，好像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总结着，迅速、准确、精辟。
欧洲之旅之后，匈牙利的华文报纸写了一片对余秋雨教授的访问，我们却什么也没有写，因为不想写那种套路式的名人专访，也暂时不知如何下笔。
最近，一口气读完了《借我一生》，感觉好像在面对面倾听他娓娓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故事，也从这里才搞清楚具体的他受到过什么样的攻击和批判，我感觉这样读来比较有意思，比先搞清楚那些批判作为悬念，再倒叙似的从他的叙述中找答案更好。——当然，我们并不打算做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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