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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晓得这位面包先生，是在美国把自由空气呼吸得厌倦了呢，还是受了丧心病狂的中国官僚的卖弄，竟拿出这样的荒谬言论，来自欺欺人。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以后，中国不适宜于共和政体的声浪，高唱入云。一些帝制遗孽，便以此为借口，说外国人也主张帝制了，从而推波助澜。一时全国鼎沸，弄得老袁也兀自狐疑不决。平心而论，袁世凯本人，对于帝制这一着，一直是一面酷欲一尝，一面又戒惧审慎，怕着弄不出好来，反把到手的权位，轻轻断送。但自经这番唱和以后，筹安会应运而生；同时袁克定，段芝贵等又假造一份《顺天时报》，上面专刊一些鼓吹帝制的文章，每日送给老袁去看，说这就是国内的舆论。如此包围，闭塞老袁耳目，老袁信以为真，他的主意也就渐渐坚定了。
筹安会的主要分子为杨度、孙毓筠、刘师培、胡瑛、李燮和、严几道六人。那时报章上常常有六君子之称。筹安会成立之后，花样越来越翻新了。北京市上居然有了所谓公民请愿团出现。每个自称为公民的，手里拿着旗帜，大声呼喊着，向总统府请愿，要求老袁俯顺民意，早日南面正位。连八大胡同的妓女，也组织了请愿团，推举代表，赴总统府请愿，老袁也公然派出代表予以接见。中国真是个奇怪的国家，光怪陆离，什么调儿都能弹出来。民意!民意!多少人都拿钱制造它，来欺害人民，为祸国家，结果自己也葬送了!袁世凯原是一个聪明干练的人，若是没有筹安会等一班利欲熏心的家伙，从旁帮同吹捧，他自己恐怕不会做出这样愚蠢的事来的。但反过来说，若是老袁果然真正聪明有为，亦必不致被这些小人所包围。细想起来，老袁毕竟是个糊涂的人!
不久，我在军中便接到段芝贵发下来的《孙文小史》、《黄兴小史》的小册子，里边尽力诋毁中山先生同克强先生。那时每一营发给一百本，每班可分五六本，每天要把它当成正式的功课讲读。我想这大概是北京的一批蠢货们，竭尽了心智想出来的办法。但他们的诡谋是失败的。当时许多官长接到这些小册子，都偷偷地把它烧毁了。虽然有将来考检的命令，但终亦无人理会。我接到了这种小册子之后，一面翻阅，一面不禁无名火起，切齿痛骂段芝贵等的卑劣无耻。他们这种伎俩，事实只有越发增加孙、黄的价值，丝毫不会损害孙、黄等在群众间的信仰。那天我特意召集官长目兵讲话。我说杨度、孙毓筠这些小子们，寡廉鲜耻，卑污下贱，在北京被钱收买，给袁世凯组织了筹安会，扶助他做大皇帝。他们这种办法，不久将要使国家有很严重的祸乱出现。好弟兄们，我们吃的是百姓的，喝的是百姓的，穿的是百姓的，住的是百姓的。我们决不能随波逐流，违反百姓利益。我们要认清是非，万不能受人家蒙骗。讲完了话，我又招集官长谈论这事。
为提高士兵的精神与认识，以担当来日之大难，这时我特意编了一本《精神书》，作为军中训练的规范。这书共分三节，凡八十条。第一节为“道德精神”，偏重个人修养方面，如谨言慎行，努力为学等等。第二节为“爱国精神”，阐发牺牲小我，成仁取义的道理。第三节为“军纪精神”，阐发军纪的意义。当时我们军队中的新生命，都渐渐地自此培养出来。后来民国十五年又编“革命精神”一节冠其首，共为四节。
我因为驻在陕南，对于外界的消息十分隔膜，当时的中国大势尚不能有全貌的认识，于是时时刻刻感到苦恼焦躁。这期间，国际的风云一天险恶一天，历时数年的世界大战，方在发动。中国在国际与国内的复杂情势之下，究竟将走向哪里去?不消说正是我苦思焦虑的中心问题。正在这时，震惊世界的“二十一条”，日本突然向中国提了出来，强迫袁世凯在四十八小时以内答复。这一消息传到了褒城，我周身的血液立刻沸腾。当时我虽欲尽力制止这种感情的冲动，但我二十余年来的军人生活，已造成我这样的个性，无论怎样，也平抑不下去，甚至几天连饭也不能下咽。甲午年我随我父亲到大沽口修筑炮台，那时一听见说日本人三个字，我心里就生出痛恨的感觉。
庚子年我从保定府跑出来，亲眼看见过日本兵端着枪，拿中国同胞当靶子射击，以为笑乐。那时我恨不能一刀砍死几个，以泄发我胸中的激愤。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更进一步，使出了这样的毒辣的手段来，要整个的亡我国家，奴我民族，我怎能不悲痛欲绝?从此我决定了两个斗争的目标，时刻的努力不懈：一个就是要同国内恶势力奋斗，一个就是要同日本帝国主义奋斗。我那时所认定的，是中华民族若想求取生存，不能不打倒国内的恶势力，尤不能不打倒恶势力所赖以存在的日本帝国主义。多少年来的历史，已证实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存在，是绝对不能相容的。九·一八以后，我所以坚决的主张抗日，正是这种历史过程发展下来的必然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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