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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习过后，要举行一次阅兵式，事先官长目兵奉令一律须穿皮鞋。皮鞋是军需官在天津订做的，样式粗笨。官长穿的每双十二元，虽然不合脚，但皮子较好。士兵穿的，皮子就特别硬劣，尺码一律窄小，怎么也穿不进去。可是命令限制着，非穿不可——不穿也得背负着。有的士兵，只好脱去袜子，光着脚，死命地挤进去。可是走动起来，脚趾就如刀割，个个痛得流泪。当连长的这时处境最感困难。因为每连中不过十六七个人勉强穿了下去，其余的都无法遵循命令，弄得无所措手足。这件办皮鞋的事情，是段统制的军需劳佩兰先生经手办的。真想不到这位先生，糊涂得如此!皮鞋是这样，衣服的尺码亦是大了小了都不管。我这个大个儿，领下来的却是一套短小的制服，上衣只齐腰，裤筒吊在小腿上面。我是如此，别人也是一样。要掉换，不许掉换。人人切齿痛骂。满清真是到了倒霉的时候，上层和下层毫不通气。中层负责的人，能力既不够，办事又不尽心，只想着如何省事，一点儿不往细心周密上设想，结果是蒙上欺下，一味地胡闹。从这些很小的事上，都可以反映出当时政治之糟!
阅兵的这天，刮着极大的黄风。大家牵着手走，谁也看不见谁，只得临时发个命令：不阅兵了，官长们举行宴会。地点在河间府宴会场，连长以上的官长都出席了。这天吃的西餐，桌子上刀子、叉子、勺子摆了一大片。大家进来一看，不是吃的事，倒成了愁的事了。这一套家伙，大家不消说都不曾用过，恐怕就连见也未见过。特别是从乡下来的穷弟兄们，此时呆头呆脑地站着发愣，动也不敢动。等了半天，看见人家动手吃，才斜着眼角偷看，人家怎么办，自己也就怎么办。吃完了，每人赠送一只瓷质纪念杯。那杯子约有二寸高，一面镌着“光绪卅一年河间秋操”字样，一面镌着一条精巧悦目的小红龙。不晓得哪位先生不开眼，一下拿去了三只，大家也就跟着效尤。到后来，杯子就不够分配，拿不到杯子的人，心里自然不舒服，于是将桌子上摆着的刀子、叉子、勺子也向腰里掖了去。起初厨房还不敢干涉，后来拿的人越来越多，饭馆老板可急了，站到会场里大声嚷着：“这是包的席呀!这些家伙全是我们的呀!”大家哪个肯听?依然继续向腰里掖着，当时我却不曾拿西餐馆的家伙，只看见桌子上放有几筒罐头沙丁鱼，觉得不错，就顺手拿了两筒，放进裤子口袋里。这天我穿的是一套新礼服。这要算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的浪费，是我花了六十四两银子订制的一种质料名叫“哈拉呢”的大礼服。我走出会场，骑上马，就飞奔回营，心想两筒沙丁鱼，拿回去同排长们一块吃，够多有味!哪知天晓得，那两筒罐头都是已经开了口的，当时没有细瞧，只顾顺手往裤袋里一塞，恰巧正是倒放着。等到下马来一瞧，吓!裤子上满处都是油污，把一套簇新的制服，弄得肮脏不堪，气得我又是好笑，又是懊恼，多天还把它当做说笑的资料。
回南苑的时候，从保定搭乘火车。兵们有坐敞车的，有坐三等车的，情形非常拥挤慌乱。有的一伸头，把帽子丢了，有的把刺刀丢了。我无意间遇见了梁喜奎，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在第三营左队当事务长，管的是菜账。两个人坐下来，正谈着，不知怎么一来，他把一本账簿也丢到车外去了，一时来不及捡，他就暴跳起来，红着脸，也不做声，只是两脚乱跳。不消说一切出入账目，都写在上头的，回去怎么向营长报账呢?他办事向来负责认真，不肯马虎，于是只是不住地摇头叹气，我也无法安慰他。不料我偶然不留神，他竟跳下车去了。幸亏当时车还走得慢，算没有丧命，并且拾着了那本账簿，上了另外一辆车。
回到南苑，鉴于操演的成绩不佳，对于队伍的训练便加倍认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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