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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三年(一九一一)二月，陈宦去职，二十镇的统制改由张绍曾继任。张先生是河北大城县人，和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同为北洋军中杰出的维新人物。他的继任，使军中新派分子顿呈兴隆活跃的气象。
张统制到任以后，有一天特召集营长以上的官长讲话。大意说，国家艰危至此，吾辈军人应加倍自励，方不负国家人民之重托。关于军纪整饬，训练方针，官兵一致以及兴利除弊等等各方面，都请大家不要客气，尽量发表意见。如觉一时想不周到，那就以后用书面写给我——当竭诚采纳。说时态度和蔼诚恳，讲词极有条理，表现着他丰富的学问，和他做事的热诚与决心，使我听了非常感动。说完，就等着大家发表意见。可恨那天站起来发言者，说的完全是一派子恭维滥调、敷衍门面的话头。这种腐败的官僚恶习，很使我觉得失望。回到营里，我一肚子苦闷，很懊悔当时不曾把自己的意见痛痛快快陈述一番。挨到夜间一点钟，我终于从床上起来，鼓起勇气，提起笔给张统制写了一个条陈，一共列举了六项，切实指说军中兴利除弊的诸点。后来这条陈给我们标统范国璋知道。他和我说：“你讲得太毒辣了。”那条陈的五六两项我已记不起来，头几项的大意现在还能记得：
1所有没有志气，自甘堕落——吃喝嫖赌吹的军官，应一律撤换；
2学识浅劣，不懂军事，不谙训练，因循苟且，故步自封的军官，应一律撤换；
3军中公费不归公用，多入个人私囊，此等恶习，应从严彻查，切实革除；
4马乾、柴价应归士兵公用，私己分肥，实非当有，应请立即取缔。
那时军中的恶习，可以再在这里补说一下：最使我看不惯的，就是军中一切专讲派头，专讲样子，换言之，即是不重实际。比如操练的事，完全敷衍塞责，不是为的准备作战，而只是预备给人家看的。体操一课，不但官长不参加，连士兵也不注重，仅仅每连里派两个兵出来，集合到一起，练些“拿顶”，“飞腿”，以及各种的花骚拳法，准备着有人参观，就拿出来表演一番，以博称誉。打靶原是军队训练最重要的事，然而这里一年之中还练不到两次三次。练兵无非是要打死敌人，可是这样的练兵，干什么用呢?再比如做工事，无论是进攻，无论是防御，都是不可或少的。可是我们这里的军队，却从来不练习掘造阵地，预备做工事用的铁锹、铁镐、铁铲等家伙，全都油漆得崭新，放置在军械房内，永远没看见拿出来使用过，只准备着给人来点数而已。总而言之，这里一切全是摆摆样子的，全是假的，丝毫没有想到真正作战上面来。这些情形，再加上前面数章中屡屡说及的公开贪污等恶习，成为军队中积重难返的严重病根。我向张统制条陈的几条简单的意见，原都是针对着这种种弊病而发，决不是无的放矢。范标统说我的条陈过于毒辣，也就是这个意思。
这年夏间，新民府大水，水势由东北奔向西南，营房的东面和东南角正当其冲，墙垣被水冲塌多处。——顺便在这里略说一点地势：这新民府，原名新民屯，东去十八里是有名的巨流河，西面四十里是白旗堡，也有一条大河。我们的营房，位置在新民府的东边，外面一个大土围，围墙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约有两三里路宽阔。正中是协统衙门，东西两侧是标统住所，南北有平列的步兵兵棚六个，衙门北首是炮兵营、工兵营、骑兵营、辎重营和医院，西南角上有弹药库。出西围子门为劝忠祠，历年阵亡官兵都列名于其内。北边是一大块义地。这土围子，东南北三面都没有门，只西面开一大围子门，是出入惟一的孔道。步兵营每营之后都有一口井，是砖井。马路都是从东到西，一共三条。围墙高有一丈二尺，底下阔三丈，墙头阔一丈五尺。围墙内有“打靶挡”。围墙外面八里远近的地方有大沟，深一丈五尺，阔一丈五尺。每年夏秋两季，巨流河水涨，向西南奔腾，正冲击着围墙。因为营盘地势低洼，里面的积水流不出去，外面的洪泛反要向里面灌注，往往使围墙之内尽成泽国。这年水势分外大，情形万分险恶，当时动员全体官兵抢救，各级官佐都忙着督兵堵截。我们的潘大协统也不得不赶来监视。
他来到一点看，各级官长都到了，里头单单缺少七十九标一营同二营的两位管带。他就问值日官，一营同二营的高、王两位管带为什么不来。值日官连忙向他们俩公馆里通知，催促他们俩从速赶来。
两个管带到了，潘大协统一见面就没头没脑地大加申斥了一顿。可是在这里，有一段使人永远不能忘记的事，那便是潘大协统新接事的时候所发表的那一番军人是大丈夫不可管束过严的“谠论”。而且他自己也是每天九点钟才上营盘，不到下午三点钟就走，处处都是虚应故事，敷衍塞责。因此下级军官们也群起效尤，慢慢地成了一种风气。现在他突然严厉起来，发这一场威风，满口协统是我，我是协统的嚷着，摆起官架子来，人家怎么心服?因此一营同二营的两管带，满肚子不高兴，背地里就说了许多怨言。正当他们俩指手画脚议论协统的时候，恰巧潘大协统的执事官贾凯——绰号“外国驴”——正从那儿走过，都把话听了去。后来潘大协统派这位贾“外国驴”去带工，怎么说他也不肯去。潘大协统就问他：
“你为什么不去?”
“高、王两位管带在那里骂你，我没脸去带工。”
“骂什么?”
“骂你‘八代’!”
潘大协统一听这话，不由得心头火起，立刻把他俩找了过去。问他们说：“贾副官说你俩骂我‘八代’。你们骂了没有?”
高、王两管带齐声说：“没有骂，我们哪里敢骂协统?”
“你们一定骂了!要是没有骂，贾执事官怎么会说呢?”潘大协统说时，脸上青一阵，紫一阵，像被谁劈面打了几掌一样。
争执了大半天，高、王两管带就说：“骂就骂了吧，我们说没骂，你非说我们骂了不可，那也没有法子。”
没等高、王两管带说完，潘大协统回头就走。我们都在旁边，看见风势不佳，就有几位跟随了去，代他们俩求情。可是在那种情势之下，已经无法挽回。这时张统制住在奉天，潘协统回到营里，就给张统制打了个电报，说高、王两管带违抗命令，玩忽险工。罪状只八个字，字字都藏着刀剑。张统制接电报后，马上回了个“立即撤差，听候查办”的判书。
在潘大协统雷厉风行的手段下，高、王两管带终于撤差了。这事对于他们自己固然是哑子吃黄连，有无法申辩的苦楚，就是大家心里也都很替他们抱屈。因为潘大协统自己先就不能以身作则，并且一上任就灌些迷人的米汤，借以收买人心，等到大家的坏习惯已经养成，却又来一个杀威棒，轻轻地给人家一个罪名，把人家断送。这不是居心摆布人是什么?不论如何优良的军官目兵，如果做长官的不能善为领导，不能处处身体力行，军心也终归要涣散，纪律也终归要废弛的。治军如此，推而至于政治何独不然?可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却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通病。
不过我虽然很替高、王两位的撤差叫屈，另一方面却也很为欣幸。因为高、王被撤，七十九标一营同二营管带的职位，后来是由金铭、从云两位继任的。这却种下了滦州起义的根苗。
水灾过去，接着大闹起瘟灾来。那病疫据说是从哈尔滨传过来的，中国名字叫“鼠疫”，外人则称为“伯斯堵”。病势凶恶，传染非常迅速，染到身上，一星期即可致人死命。尸体都呈现黑色，可怕之极。因此个个谈虎色变，一时新民府到处忙着防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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