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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天起，他就在连接正房东端的两间小房里设立了一座财神牌位，每天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每到初一、十五，替佛爷上供；初二、十六，就给这位财神爷上供。一家人常年在多神教里过日子。
戒烟以后不久，母亲就病了。那时我年岁还小，她生的什么病，也弄不清楚。只记得她因为家里煮的面条吃着没有味，叫我到保定府城里玉美轩去端面条，并且顺便请来一位姓宋的大夫。这位先生据说是专门针灸。到了家里，医生照例必须有的“望”、“闻”、“问”、“切”四步手续也没做，他就从腰里掏出一根九寸多长的银针，也不消毒，也不揩拭，对准母亲胸部一直刺了下去，刺得很深很深，看去快到后胸，停留了好久，才拔出来，——怎么能刺进胸口里去呢?真是怪事!直到现在，我还莫名其妙。
俗话说：“炕上有病人，不得不信神。”我那时年纪小，每天受着迷信空气的熏陶，而且又一心希望着母亲的病快好，于是许多迷信的勾当我都愿意扮演。比如在家里烧香祷告，远远地向着真高庄的刘爷庙叩头，我都虔诚地照做。往往搬一块砖头放在面前，就在那上面叩头许愿。
我在院子里从黄昏一直叩到半夜，四肢渐渐地不能动了，脑袋疼痛难忍，像要胀裂似的，前额上突出了一大块，好像另外生了个脑袋。母亲的病不消说并未因此减少分毫。对于神的信念，这是第一次在我心目中起了动摇。庚子年义和团起来，八国联军打到保定，刘爷庙遂被毁掉。它的无边的法力，也一旦竟降伏于洋大人之手!可是听说现在又有人重新把它修建起来，恢复昔日的盛况了。
母亲死了，照北方的风俗在家里停灵三日。“接三”的那天，才到安徽义地找了一块地方安葬。说起义地，我还记得当日家里的悲苦情况。母亲死后，家里一文不名。我同家兄终日啼哭，父亲虽几经筹思，也是一筹莫展。后来实在无法可想，才决定葬到义地里去。当时假使稍微有一点儿办法，是绝不会把母亲埋到那里去的。以后我一想起这件事来，就觉着如芒在背，坐卧都感到不安。民国十一年，我从河南回到保定，才把母亲的灵柩从义地起出来，同父亲的灵柩合葬于保定府西北新茔。几十年来的宿愿，这才得以偿还。但这也恐怕是多余的罢?
我的家庭给予我的影响固然很大，但同时整个的康格庄的环境影响我的地方亦复不小。在这里，我觉得也有一述的必要。
康格庄的居民大约不下二百余家。讨饭的人虽然少见，但大部分都是穷苦的。他们大都以农为生，其中以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为最多。每家土地多在十亩上下。做生意的人这里很少。贩卖油盐酱醋，算是村内惟一的营业。儿童玩具以及妇女用品，在康格庄都不容易买着。村里不到过年的时候看不见穿新衣服的人。在平常，人民的衣着十有八九都是褴褛不堪，满身补丁。绸缎绫罗不消说这里压根儿就没见过，就是洋布之类，这里也很少有人穿。
吃饭的时候，没见过谁家特意做一碟炒菜，荤菜自然更不用提了。大葱、萝卜、盐菜，是他们经常的菜蔬。有些人家竟连咸菜也舍不得吃，只临时泡点盐水吃。麦熟的时候，才有一两家吃麦子面的，平素吃的都是高粱、棒子、小米面等杂粮。
谈到房屋，稍微讲究一点儿的人家才在屋顶上抹一层石灰，所谓“石灰房”，为村内较好的屋舍。瓦屋全村里只有一二家，其余都是些敝旧破坏狼狈不堪的屋子。有的人家连院墙也建不起，仅用秫秸扎成稀疏的篱笆，算做院墙。院墙内外，破乱的瓦器，瘦小的牲畜，是惟一的点缀品。到了冬季，特别是寒风凛冽的天气，村内到处呈现着一种衰残荒凉的景象。间或有人从村首走过，穿着臃肿的破棉衣，瑟缩着身肢，慢慢移动着，看来简直像一个影子，像一个鬼魂。这时一两只狗吃惊地叫起来，声音也是那样的悲惨，那样的凄凉。这种种现象，都在反映着人民的生活是怎样的干枯与贫乏。
村里遇有喜庆丧祭的事，平常的交情是随一百三十钱的礼(合现在三个半大铜元)；交情深厚的，随二百五十钱的礼(合现在六个半大铜元)。待客的席面，有名的是“白菜豆腐泡席”，八大碗一齐端——白菜、粉皮、粉条、豆芽、豆腐泡等。饭是搀有很多细砂子的大米蒸的，吃时一不小心，就会把牙齿震掉。我们在这里住了十余年，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那所谓荤席也者，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飞薄的猪肉而已。
人民除了完粮之外，很少和政府接触。政府既不注意人民的生活，人民也不关心政府的作为。两方面只是一面收税，一面纳粮，此外再无关系。保定府距这里虽然仅只二里，然而村民对于那里的城市文明并不感到多大的兴趣，有时却反而以鄙夷憎恨的眼光去看它。这里听不到关于政治的谈论，也听不到列强侵略中国的痛史，外面种种巨大的时变，如同隔成两个世界，很少波动到康格庄来。
政府开征钱粮的时期，里正一手提着锣，一手拿着木棰，从村西头一直敲到东头，口里大声嚷着：
“完粮哪!上忙银子，每亩地四百六!”
村人听见这样的锣声，并不见得马上就去完粮。他们只没精打采地走到门口，漠然地对里正望一眼，很快地就缩回身子，只当没那么回事一般。一直到了最后的限期，延无可延的时候，他们才三五成群地到城里去缴出他们的血汗钱。
他们整年忙碌着愁苦着，惟一的娱乐就是看戏。自然，这样的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保定府附近流行的戏剧有“哈哈”、“二簧”、“梆子”、“老调”等数种。这类的戏剧，对于我们村民的影响非常深大，我们的人生观、社会观，都由此中渐渐地陶冶出来。我自己最爱看“老包斩陈世美”的一出戏。每逢看到陈世美强派韩琦迎路去杀他妻子的时候，我的两手总要握得紧紧的，全身的神经紧张起来，心里骂着：
“丧尽天良的陈世美呀!”
这样，直到全出演完，陈世美被铡，我的一口气才可以松下来。这时心里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痛快。但随即又要生出模糊不清的疑念。心里想：假如没有铁面无私的老包，这位丧尽天良的驸马爷，谁敢铡掉他呢?那么，他妻子的冤屈到几时才能伸雪呢?世界上真有老包这样的官吗?假如没有，这些罪恶和冤孽有什么法子可以解除呢?每次看完戏，我总要这样兴奋地自问着。
受这出戏的感动的当然不止我一个。上庙烧香的人，尤其是那些老太太，在烧完香回家的时候，一手拿着带土的油条吃着，一手掠着头发，一路上还不住指手画脚地大骂陈世美。
此外溪皇庄拿花得雷，也是我最爱看的一出戏。故事是花得雷为非作歹，强横豪霸，张耀宗奉了令去捉拿他。幸亏褚彪老英雄肝胆义气，用尽心计，叫侠女张桂兰等乔装歌女，为花得雷祝寿，贾良等乘隙而入，里应外合，一战将花得雷拿住。
那时我常常想：“以后我长大了，不能做老包，也要做个褚彪才行。”我一生疾恶如仇，这类戏剧给我的影响实在不小。
离开康格庄后，随军飘流各处，再不曾回去住过，然而这里一切情状，我一经回忆，依旧宛然在目，历历不爽。
这是我幼年时期的生长之地。它给我的印象，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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