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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张静江结拜之后，虽然得到了他的资助，可是上海的生活五彩缤纷，要维持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仅凭这点资助是无论如何也实现不了的，而事实上，蒋介石在这方面的需求是十分强烈的。
为了让自己生活得自在、潇洒一些，在张静江的资助和指点之下，蒋介石断断续续地参与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活动。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早在1917年即已开始酝酿，因种种阻挠，到1920年2月1日才正式立，7月1日才开业，资本总额500万元。
当时孙中山为领导护法运动而南下广州。而蒋介、张静江、戴季陶等仍留在上海，没有追随孙中山南下，他们与日本某企业代表协商开办交易，并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秘密团体，进行策划。可他们没有资本，乃将“上海闻人”虞洽卿等人拉了进来，又通过虞洽卿，拉拢了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共任发起人。
但事实上，蒋介石很少或简直没有参加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筹备、筹办和开业等活动。他在1918年3月离开上海赴任粤军作战科主任，到1919年底，在上海的时间总计没超过三个月。1920年一年，他不是服侍老母，就是自己生病，还“游山玩水”，而且也毋须他亲自参加，因为他没有投资，不是股东。当初他所以参加发起，是由于他穷极潦倒，想搞个交易所，以做经纪人，从事交易所买卖，获取佣金。交易所真正的筹办开业，那又是资本家股东的事了，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关系。与他真正有关系的则是经纪人“恒泰号”。
“恒泰号”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纪人的牌号之一。因为当时交易所的生意买卖，一般都是由经纪人具体经营的，经纪人必须有自己的牌号，也必须向交易所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而且交易所的经纪人不只是一、两个，一般都有数十个到一百多个。“恒泰号”则是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等17人共同组织的一个经纪人牌号，共向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交纳35000元保证金。这35000元即分成35股，1000元一股，由他们17人共同出资入股，他们也就成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了。
在恒泰号的35股资本中，张静江有5股，他的侄儿张秉三4股，哥哥张弁群1股，张望征股，蒋介石4股，戴季陶2股，等等。张静江一家最多，有13股，占1/3以上。所以，张秉三就当了恒泰号的经理。
在解放以后的1952年春，报界老人陆丹林在张秉三家里见到了恒泰号的《立合同契约》。该合同主要规定记载了恒泰号牌号的名称，经营范围，各股东应遵守的共同规则，各股东的化名及其股份数额，等等。恒泰号的业务范围主要为“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二项”。订立合同的各股东均用化名，张静江的化名为张静记，蒋介石的化名为蒋伟记，戴季陶的化名为小恒记，等等。各股东都在各自的化名下盖了章，唯有蒋介石没有盖章，只是在他的化名下签了“中正”二字，而且是张静江代签的。蒋介石这4股的4000元股金也不是他自己的，是张静江替他代交的。后来蒋介石曾致函张静江，对他“代认恒泰股份”表示了感谢。合同的订立时间为“中华民国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即1920年12月15日。
蒋介石虽然没有在恒泰号合同立约上签字，但他是直接参与了恒泰号的成立活动的，当然也是恒泰号经纪人之一了。只不过这一阶段，蒋介石始终都是在广州和上海之间晃来晃去，好像对任何事情都不太专注似的，当然他就很难参与恒泰号经纪人的买卖生意了。
事实上，张静江、戴季陶他们并不希望蒋介石留在上海从事恒泰号经纪人的买卖生意，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蒋介石的排挤，他们只是认为蒋介石懂得军事，他的主要活动“乃在直接担当此方面之任务”。而且特别在这时，孙中山已与苏维埃俄国取得联系，他更应该去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这不仅对蒋介石个人，而且对大家都更为有利。而蒋介石在恒泰号经纪人的买卖生意，则由陈果夫代理，使陈果夫成为恒泰号的真正的经纪人。
交易所开张之初，由于所有成员的热情高涨和竭力经营，在当地社会上颇得信用，生意兴隆，每天都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整个股票行情不断上升，人们纷纷看好。不到半年，获利颇丰，数额直逼50万元。蒋介石作为重要股东，自然是分红不少，手头的宽裕，鼓励了蒋介石往日恶习的复生，生活重新放纵起来，他的第二个名正言顺的妻子陈洁如就是在这个时候通过张静江的努力争取，帮他牵线搭桥而结为秦晋的。同时，他这爱妾姚冶诚则被蒋介石另外安置了。
当然蒋介石也并没有忘记做些善事积德，他也拿出一些钱资助粤军回粤讨伐桂系，并且为溪口武岭小学承担了开办经费，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了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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