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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陶事情发生后，蒋介石潜逃日本，这是蒋介石第三次东渡日本。蒋此次东渡，名义上是出国深造，学德语，准备前往德国留学。
蒋介石来到日本后，当然不会安下心来学德语，他仍然对国内局势依然密切关注。他不甘寂寞，积极寻找机会从事革命行动。到了下半年，他便与一些人合作在日本办起了《军声》杂志。
当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2月12日清廷被迫接受了优待条件，小皇帝溥仪宣告退位。随后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由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取而代之。
4月初，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对此，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们认为自己已经完成历史使命，是功成身退的时候了，准备要么从事社会建设，振兴实业，要么放下武器，进行议会政治活动。
在孙中山努力实现其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黄兴要求“解甲归田”的情况下，宋教仁在孙中山、黄兴等赞同下，于8月将同盟会、统一共和党以及几个小政团合并为国民党，并为了能够在议会中争得多数席位，不惜删除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内容，以便合法地将大批政客和前朝遗老们拉拢到国民党内，在中国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度。
《军声》杂志的刊行正是与这种国内思潮遥相呼应的。蒋介石在很短时间内，在《军声》杂志上先后发表6篇文章：《〈军声〉发刊词》、《革命战后军政之经营》、《军校统一问题》、《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征蒙作战争议》和《巴尔干战局影响于中国与列国之外交》等。这些文章表达了蒋介石早期的不太成熟的军事思想。
首先，蒋介石像其他革命领导人一样认为国内问题已经解决，对外问题，从今以后要开始了。对外问题最重要者为军事，凡是讲信修睦、缔结条约，都应该籍此为城。他还主张在国内唤起尚武精神，研究军事技术，注意征兵方法，增强国防计划，改进军事教育，调查各国军情等；军权、政权集中于中央，就国内需要而言，意义一般，但是，放在国际上来看时，意义就非常之大。中国如果真想建设强大的共和国家，在十年之内就不能只效仿美国、法国的表面皮毛的东西，以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而应当采取绝对的“开明专制”。
蒋介石所鼓吹的“开明专制”，把军政大权收归中央，固然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如果与袁世凯的统治联系起来，只能成为袁独揽大权复辟帝制的辩护理论，因为袁当时正沿着独裁专制的路子一步步地走着。因此，蒋介石这种主张的可行性并不太大。
其次，蒋介石开始接触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将一些基本信条引申到国家关系中来。他断言：优胜劣汰，天演公例，弱肉强食是天经地义的。两个平等国家的关系可能建立于公理，而“两个不平等国家，论权力不论公理”，俾斯麦所倡的铁血主义，正是我们国家应当尊奉的良师。因此要不惜代价，加强国防开支，蒋介石指出，“每年所支军资，不过为国家之生命财产、名誉等之保险费而已，又何患国民负担之重，国家损失之巨呢!”蒋介石的军政经营思想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本的影响，事实上，日本国家当时就是“以军为要”，并且强盛一时，蒋介石由此得论不无道理。后来蒋在权力争夺和独裁统治时奉行的行为原则，可能就源于此处。
再次，宣扬对俄严防，对日本能退则退。蒋介石认为中国应相机行事，随时认清主要敌人。
辛亥革命后，俄、日、英进一步侵犯中国边境，对中国造成多方威胁。但他认为英国对西藏的野心主要是商业，而非领土为主，可暂缓处理。日本和俄国对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步步进逼、招招逼人。而日本的军力显然要比俄国强大，因此中国要单独作战，只能首选俄国。
但为时不久，他又主张对俄政策应转向谨慎的外交，因为日本的行动又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认为首要问题必须探明日本是否真有吞并南满的野心。另外，在中国征蒙之前，应该做三件事：一是要乘近东多事之机会，与暴俄利害相反之英、德、意、澳诸国，竭力联络；二是与先进共和国美、法相互缔交；三是在“无形之中”将南满让给日本，使中、日之间干涉不起，牵制无由，垂涎既断，争竟自息，而利益均沾之祸，亦可消灭于冥冥之间。再并力北向，锐意攻敌。
蒋介石对局势的分析，首先应该注意到它的全局战略思想，包括选择主要攻击对象，然后以此为中心，展开外交谋略，远交近攻，打拉结合，孤立目标，为出奇制胜营造有利外部环境。当然，这样的“三部曲”同样反映着蒋介石在日本学习就塑造成形的“惧日症”，这与他后来对日政策的软弱和妥协多少是有内在联系的。
在主办《军声》杂志过程中，蒋介石学到了不少东西，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治国安邦的谋略，并在后来的革命过程中，逐步将其完整化、系统化。
但蒋介石毕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在日本，他亦不敢抛头露面，他将在日本的生活境遇向陈作了如实汇报，希望陈能早点让他回国。
1912年冬，蒋介石从日本回国，但仍害怕刺杀陶成章的罪行被人揭发，也不敢在上海政界中露面，如销声匿迹一般。直到全国上下一片讨袁之声，刺陶之事渐为淡化之际，蒋介石才又开始在陈其美的庇护下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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