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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研究历史兴亡治乱，结论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凝结中国人数千年经验教训的结论，放到整个历史长河中，在以千年为尺度的文明演进整体态势上看，无疑是准确而深刻的。但若仔细考究具体的历史事件，事实却未必尽如此。以汉族内部的斗争为例，秦帝国的法家政治无疑是最严峻而不得民心的，统齐八荒的却是秦帝国，虽其仅历二世而亡；以民族战争为例，不管那位长发的歌王如何高唱雍正“得民心者得天下”，除非汉人有变态的被屠城爱好，入关清军的群众基础肯定不及朱明乃至李闯，爱新觉罗氏却终坐稳三百年江山，甚至还有人希望其“再活五百年”。历史的经验给了我们另一个结论，六国破灭，宋明衰亡，其原因并非所谓“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这些破灭的政权未必真不得民心，只是未能有效利用民力而已。
韩非子批判儒家施仁而不用法的政策时，有段精辟的论述：无论政府如何施行仁政，他们对庶民的恩义，也无可能比得上数十年养育之恩的父母。许多牛皮烘烘的战国青年，信奉各种奇谈怪说，又好穿着奇装异服游历各地，如屈原诗“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巍”，如果再嗑上几粒摇头丸，差不多就是现代美国的嬉皮士。战国的老头子、老太太在家都很生气，但对这帮“礼崩乐坏”，无视父训母教的败家子完全没有法子。不过，只要老太太一哭着找到亭长大人，大人随便拿上条绳子把这不孝子捆送官府，他马上就服服帖帖，足见严刑峻法远比仁政爱民高效。
我们姑且把韩非子这个比喻变通一下使用：以父母的恩情威严，尚且不能驱使子女拦路打劫，那还有什么仁者能让老百姓跳出来干造反杀头的勾当呢？明白了这层道理，我们就能看清许多历史的真相。在不少反动统治时代，老百姓虽然抱有怨言，这种怨言和激愤，却很快就被统治者的军刀和马靴给吓退了，人终究是怕死的，只要统治者略加安抚，“做稳了奴隶”（鲁迅语）的草民也就安分了，对于挺身而出、反抗暴政的英雄，草民们只能默默地“精神上支持”。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名著《草原帝国》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蒙古兵想要杀掉一个中亚汉子，却没有趁手的刀，于是命令他站在原地不动，自己四下寻刀，半个时辰后蒙古人拿着刀子回来，那个懦夫还等在原地没有逃跑。这生动地诠释了四处屠城的蒙古马队为什么带着九万麻袋耳朵征服了半个地球。
如果历史总是这样，那这个世界就难免太可悲太绝望了。所幸历史也不时唱唱韩非子老兄的反调，以韩非子师兄弟的法家理论建立起来的秦王朝一夜之间淹没在两个卑微的劳改队长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吼声里。韩非子理论的失败，在于他忽视了人民深藏的勇气和理想，韩非子们自以为是地认为，人民永远都是一成不变的懦弱卑微。其实他们并不理解，中国人落寞而深沉的表情下，藏着两副历史的面孔，一副是在游牧马队的皮靴下战战兢兢的奴颜，一副则是“初随骠骑战渔阳，纵死犹闻侠骨香”的万丈豪情。
“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理论，离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其实只差一个注脚，那就是有理想、有信念，服从纪律，悍不畏死，同时具备高度的军事素养的群众。赤壁大战前，刘备过襄阳，跟从民众竟达十数万人，等若襄阳城所有军民都抛下一切，追随刘备和他的理想去了。刘备终成鼎足三分，不仅在于他得到了民心，更在于他得到的是忠勇侠义、光荣伟大的原生态汉人的民心，这是百万提着脑袋追求理想的民众。
太平天国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除了清朝统治者的残忍和腐败，造成极度的社会不公正和贫富差距外，还需要有一群勇敢而具有军事素质的群众，敢于挺身而出，反抗暴政。在十九世纪的上半叶，这个群众基础，在今天广西、湖南一带逐步形成。
清军入关后，清王朝为证明自己比朱明更适合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一面加紧钳制文化思想，一面也在着力发展生产，增殖人口，把人口的多寡作为政绩。先是康熙帝颁诏“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到雍正时干脆直接“摊丁入亩”，取消了人头税。农业社会，男丁就是生产力，“要想富，多生孩子多种树”，既然不交人头税，百姓自然不生白不生，大生特生。于是在清朝前半期，完成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膨胀，至道光二十年，官府登记的人口已达四亿。在工业革命之前，人口是衡量朝廷行政水平的指标，清王朝拼力增殖人口，最后却发现自己落入了一个尴尬的局面，人多了，地却少了，国家的生产并没有跟上人口的增长，大批无地农民只得沦为流民甚至乞丐，仅首善之区的北京城就有乞丐十万，相当于一个欧洲一个大城市的人口。如果人多就是盛世，大约康乾年间是一个裤子都穿不上的盛世。早在乾隆年间，国家最盛时，已经有人进言皇帝“百病以人多为首”（《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清廷解决人口压力的办法很单一，除了移民还是移民，移民运动一直贯穿清王朝三百年历史：早期因为四川等地遭到大屠杀而移民四川，后期因为人口压力又大规模移民到粤湘黔等地。
长途移民无疑是一条血泪之路，清政府只好采取武力押送的办法。中国南方称上厕所为“解手”，正源于清朝移民路上，被捆绑的民众欲出恭都必须先向士兵请求“解手”。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人在抵制移民政策，这些人在失去土地后，甘愿成为“流民”，过着一种江湖放荡的生活。“流民”的存在，大大加剧清朝统治的危机。十九世纪早期，不少“流民”在三合会领导下流窜广西，以抢劫居民和武装打劫官府为生，他们甚至控制广西水道，收取保护费，过着一种类似海盗的营生，清廷称之为“艇匪”。英国诗人拜伦有诗咏海盗，“广袤啊，凡长风吹拂之地、凡海波翻卷之处，这全是我们的帝国，它的权力横扫一切，我们的旗帜就是王笏，所遇莫有不从，”“姑娘们在海边，怀想着海盗。”某些有理想而富于文艺青年色彩的“艇匪”头目甚至做起了宋江梦来，三合会纷纷在广西、湖南发动起义，如雷再浩、李沅发，张嘉祥等。可惜梁山式的浪漫总敌不过满清的屠刀，这些起义都被清廷镇压了，只有张嘉祥把宋江梦做到了头，招安后摇身一变，成了大帅张国梁。
广西的土地问题由于移民潮，在全国显得格外突出。据崔之清先生的考据，公元1851年时，全国人口四亿三千万，广西人口约七百八十万，但全国人均土地只有一点七亩，而广西竟然仅一点一亩。中国最称盛世的唐贞观年间，每人能分到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相比之下，清道咸年间的农民真可谓无立锥之地。不光土地稀少，铜钱也在贬值，清朝前期一两银子折合一千钱，到了太平天国运动前夕，在广西出现一两银子换二千二百文钱的惊人局面。银贵钱贱，商业陷入混乱，商人纷纷破产，“向之商贾，今变而为穷民；向之小贩，今变而为乞丐”（《骆文忠公奏议》），农工商一齐崩坏，加以天灾，广西人都快活不下去了。清廷自述“广西山多田少，地皆涝确，物产甚稀。居民谋生无计，十室九空，冻馁难堪，盗心易动”（《粤寇起事纪实》）。李秀成自述其“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更）难”。在生活的重压下挣扎的广西人，喊出“在家做饥民，不如出外做流民”的呼声，然后他们又从流民变成三合会起义部队。
清廷在两广大肆撤防裁军，许多只会当兵的老兵油子无法谋生，只好混入三合会组织，做“山贼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职业军人加入组织，三合会叛乱声势大盛。“遣散之勇，半系无业游民，流入广西，剽掠为生，从此盗风愈炽”（《骆文忠公奏议》）。坐镇广东的总督徐广缙不但不支援自己有管辖职责的广西，反而依仗兵精粮足，以邻为壑，把游民和三合会乱党都驱赶入桂，广西三合会气焰更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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