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从逻辑到政治(1)

    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我提供了一种新的空间，让我感觉不到没劲的苦恼并企图掉头回到数学逻辑的研究上去。我因此习惯将自己视为非超自然的浮士德，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则象征引诱浮士德的梅菲斯特【1】。

    虽然我没有完全放弃逻辑与抽象哲学，但是我越来越被社会问题所吸引，尤其是关于战争的起因以及如何预防。我发现我在这方面的工作比起较早的数学逻辑困难得多且成效更少。它的困难在于说服力，而我过去的训练与经验对于说服力丝毫没有帮助。

    我一向对社会问题有兴趣，同时感到残酷行为的可怕，这使我对战争万般厌恶。过去在19世纪90年代的某段期间，因为受到韦布夫妇【2】的影响，我对帝国主义多少有点拥护，起初我是布尔战争【3】的支持者。但在1901年初，我经历了一段颇像宗教人士所谓的皈依的体验。我突然清晰地意识到也是多数人生活于其中的孤独，因此急切地想要找到方法消除这种悲剧性的孤独。就在数分钟内，关于布尔战争、教育、罪犯法的苛刻严格和私人关系的斗争等问题使我改变了主意。我把这些体验的结果发表在《自由人的崇拜对象》这一篇文章中。

    继而，我和我的朋友怀海德（Whitehead）全神贯注于《数学原理》这个令人挠头的写作工作中，这本书整整花了我们两人在10个年头里的主要精力。完成写作后才使我在精神上得到了新的自由，因此不论在理智上或情感上，我已经为由于战争而引发的思想上的改变做好了准备。

    战争的头几天使我突然想到政治与个人心理两者之间关联的重要性。大众同意做某件事的原因是来自他们共同感受到的热情，而这种突然使我迫于去认识的热情并非是多数政治理论家所强调的。当时我对于心理分析一无所知，但是基于对好战群众的观察，使我激发出一些与心理分析极其相近的想法，这是我后来才发觉的。

    我了解到，一个和平的世界无法建立在一群嗜好战争与杀戮的群众之上。我也明白是何种内在与外在的挫折才能引发人们的暴力与残酷行为的冲动。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改革是能够持久的，除非它能改变个人的感受。成年人的感受来自许多原因：婴儿期的经验，所接受的教育，经济压力，私人关系的成功与挫败。通常人们是否会对他人产生善意或敌意，端视于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是成功或失败。当然并非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情况，圣人即使遭遇不幸也不会怨愤，暴虐的人即使获得成功也无法变得温和。但是政治仰赖的是普罗大众，普罗大众的性情是暴虐或友善，则须视环境而定。打从1914年8月初的头几天开始，我就一直坚信，唯有增加善意和消除敌意，人类的事情才会得到稳妥的改善。

    1920年访问俄国时，我发现一种与自己完全迥异的哲学思考，它是基于仇恨、武力与独裁力量的。我的战争观点已孤立于一般见解之外，而对于俄国的所作所为感到的极度惊恐，更使我对左翼思想变得格格不入。在政治上，这导致我一直形单影只，直到后来西方的左翼思想家逐渐意识到俄国共产主义无法创造天堂为止。

    我发现莫斯科官方所诠释的理论，正如我所相信的有两大错误：一是理论上的，一是感情上的。理论上的错误在于他们相信经济力量是唯一对别人起支配作用的一种不可取的权力形式，相信经济权力与所有权是同等扩张的。在这个理论支配下的其他形式的权力——如军事、政治与宣传——都被忽略，而无视大型经济组织的权力是集中在少数的主管手上，并非分散在名义上的所有者或股东身上。因此他们以为如果国家成为唯一的资本家，剥削与压迫的情形就会立即消失，而没有认识到这势必将赋予政府官员全部——甚至比全部还要多——原本由个别资本家所掌握的压迫别人的权力。

    另一个错误是关于感情的问题，他们认为透过基于仇恨动机的运动是能够带来好事态的。那些被激起主要对资本家与地主的敌意而养成仇恨习惯的人，一旦获得胜利，就被迫去找寻新的仇恨目标。因此借着一种自然的心理机制，出现了大整肃、富农大屠杀以及劳动集中营。我相信列宁和他的早期的革命伙伴是受到要造福人类这个愿望所驱使的，但是来自心理上与政治理论上的错误，导致他们所创造的与愿望不一致。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关于正确思想与正确感情的必要性的极其重要的教训实例——如果在人类关系的结构中想要得到任何令人满意的结果的话。

    在俄国短暂的停留之后，我在中国待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那里，我开始对涉及亚洲的庞大问题比以前有了更为强烈的关注。中国当时正处于无政府状态，当俄国面临的是政府干涉得太多时，中国则是太少。我非常景仰中国的传统，但是很明显，没有一种传统能够从诸多来自西方与日本掠夺性的攻击中挺过来。我衷心期盼中国可以转变成现代工业化国家，一如她被迫去抵抗的强国那般强势与军事化。我期望到时候将只有三个一级强权国家：美国、俄国与中国，而新中国将不再具有旧的习惯。如今这些期望已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