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战者经验(1)

    我的一生清楚地划分为两个阶段，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分界点，一前一后，战争把我的许多偏见打掉了，也让我开始重新思考不少基本问题。

    和许多人一样，我因看到战争与日俱增的危险性而惊慌失措。我不赞同协约国的政策，我最早是从格雷爵士【1】于1902年的一个小型讨论会中的建议知道的，当时我是该会的成员。这个政策在当时并未被采纳，而格雷还未在政府里面，但是他明白政府的意图，也同意他们的做法。而我则是强烈地反对。我厌恶与沙皇俄国为伍，也看不出与德国皇帝妥协有任何无法逾越的困难。当时我已预见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将标志着一个重要时代的终结，并导致人类一般文明水平的急剧下降。基于以上的理由，我希望英国保持中立。后续的历史发展证实了我的观点。

    在炎热的7月底，我在剑桥与所有的人讨论世界局势。不可思议的是，欧洲竟是如此热衷于投入战争，但是我相信如果真的发生战争，英国将会介入。我邀请了多位教授和学院院士共同签署一份支持中立的宣言，并发表于《曼彻斯特卫报》。然而就在宣战的当天，几乎所有人都反悔了。回首过往，人们无法较清楚地去了解即将发生的事，在今天看来是多么令人惊奇啊。

    8月4日的黄昏，我在特拉法加广场附近的街道上闲逛，四处传来群众的欢呼声，过路人的情绪使我变得神经过敏。就这样过了几天，令我惊奇的是一般男男女女对于即将发生的战争感到高兴。我曾天真地以为，战争是专制与信奉马基维利主义【2】的政府强加于心不甘、情不愿的人民头上的，而这也是多数反战分子所相信的。

    爱国主义简直让人不敢领教。在马恩河一役之前，德国的成功让人不寒而栗。我衷心期盼德国的失败，这份热切的心情不下于一位退休上校。我对英国的热爱在情感上接近顶点，而此刻要显出把这份情感搁置一旁，这对我来说是极为艰难的自我克制。然而对自己必须要做的事却从未有丝毫的质疑。有时我会因为怀疑而麻木不仁，有时变得愤世嫉俗，有时又漠不关心。但是当战争来临时，我仿佛听到了上帝的呼唤。

    我很清楚自己有责任提出抗议，尽管这样的抗议是多么的微不足道。这与我的整个禀性直接有关。身为真理的热爱者，所有交战国的宣传行动都让我恶心；身为文明的热爱者，退化至野蛮时代的行为让我毛骨悚然；身为一名从未拥有完整亲情的人来说，年轻人的牺牲让我心痛不已。

    我并不认为反对战争将会给我带来多好的结果，但我本着对人类本性尊敬之情，认为那些不为激情所动的人此时应该坚持立场。当我眼见运兵火车驶离滑铁卢车站之后，我心中的伦敦往往成为各种诡异的幻影，那是一个不真实的地方。我看到桥梁倒塌和沉落，整个城市像是清晨的薄雾般消逝无踪。所有的居民似乎有如由幻觉产生的形象，我甚至怀疑自己过去认为所居住的世界是否只是发烧时的一场噩梦。然而这样的心情是短暂的，最后因为工作的需要而结束。

    我在多次的反战会议中发表演讲，通常都没有发生过意外，但是有一次在支持克伦斯基【3】革命的集会中引发了较为严重的暴力行为。地点就在南门路的兄弟教会。支持爱国主义的报社在附近的公共场所散发传单（这里属于贫民区），上面写着我们与德国人串通，打信号给敌方军机告诉他们丢炸弹的位置。这使得我们在该地区不受欢迎，暴民群起包围教会。我们大多数人认为反抗既是不怀好意，而且也非明智之举，因为某些人是不反抗主义者，其他人也很明白我们的人数太少，根本无力抵抗周围贫民区的群众。其中有少数人，包括梅涅尔【4】，曾试图要抵抗，我还记得当他折回大门时血流满面。

    暴民在少数警官带领下闯进教堂，而除了警官之外，其他人多少都有些醉意。最凶恶的是一群泼妇，手持着布满生锈铁钉的木条。警官试图诱骗女性先行撤退，这样就可以轻松对付他们以为都是一群懦夫的反战男性。史诺登太太此时的表现真是令人肃然起敬。她断然拒绝警官的提议，除非男性也被准许一同撤退。其他的女士都同意她的看法。这倒是难为了管理流氓的警官，他们尤其不希望侵犯女性。

    但是，此时暴民已是热血沸腾，场面也开始失控。在警察视若无睹的情况下每个人不得不尽最大努力逃跑。这时有两位酒醉的泼妇用满布铁钉的木棍攻击我。就在我还在犹疑要如何防卫时，同行的一位女士走向警察，请求他们保护我，但是这些人只是耸了耸肩。

    “他可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这位女士如此说道，警察仍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他是享誉全球的学者。”这位女士警告。警察仍是不为所动。

    “他是一位伯爵的弟弟。”最后这位女士哭了起来。

    就在此时，警察才急忙地护卫在我身旁。但是一切都太迟了。我永远欠这位陌生女士一份人情，她勇敢地挡在我与一群泼妇中间，让我有机会逃脱。我很高兴地指出，由于警察的保护，她并未受到攻击。不过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数位女性，在逃离的过程中被人群撕破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