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哲学的交流(1)

    我在少年时，和其他年轻人没两样，喜欢做白日梦，但是较幸运的是有些梦还真的实现了。其中之一就是收到只是看过我的著作的外国学者的来信。第一次收到这样的信可以说是某种里程碑，他是来自法国的哲学家库蒂拉【1】。他的著作是一本讨论数学上的无穷大的书，我对这本书的评价平平。他告诉我当我的《几何学基础》一书出版后，他受托要写书评，于是抱着一本字典开始工作，因为他几乎不懂英文。信中充满许多溢美之辞，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我与他成了好朋友，并在坎伊与他第一次碰面，第二次是在巴黎。

    之后我们各自出版了关于莱布尼兹【2】的书，我在1900年出版，而他则在1901年。我的著作对于莱布尼兹的哲学有一番相当新的诠释，而我所参考的文献数目也较少。这些文献之所以重要，在我看来是因为它们使莱布尼兹的哲学系统比起传统分析观点所根据的更深入、更一致。

    库蒂拉并不知道我的写作计划，他特地前往汉诺威，也就是存放莱布尼兹手稿的所在地，找到许多未曾公开发表的论文，从而确立某种与我的观点极为近似的正确解释，而不再是臆测之辞。但是就此以后我们便分道扬镳，他致力于提倡单一的国际语言。不幸的是，世界上存有的语言数量比国家还多。他不喜欢受到广泛欢迎的世界语，而比较钟情伊多语（Ido）。他曾告诉我，世界语学者（他确实向我这样说）是历史上最堕落、最邪恶的人，不过我从来没有亲自证实这点。他说世界语有一项优势是伊多语所没有的，就是有世界语学者（Esperantist）这个专用词。“伊多语也有，”我回答说，“可以用Idiot（傻子）这个词呀。”然而他拒绝把伊多语提倡者称为“傻子”。1914年的动员时期，他不幸被一辆卡车撞死。

    我第一次与德国学者的深入接触是从阅读康德作品开始的，当时我还是学生，对他敬畏不已。老师们称他“与黑格尔同样受到世人的尊敬”，在我没有看过他的著作之前我接受他们的判断。但是当我研读他的作品后，我发觉他对于数学哲理的探讨（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可以说是无知与愚蠢。这导致我反对他的哲学，而且就在同时基于另一个理由，我完全放弃了康德的哲学。

    而就在我放弃传统的德国哲学时，却开始注意德国数学家对于数学基本原理的研究，因为当时以德国数学家的成就最为杰出。我迫不及待地研究维尔斯特拉斯【3】和戴德金【4】的文章，他们大量清除从莱布尼兹的年代以来一直阻碍数学基础理论发展的形而上学的废物。

    比起前二者更重要的是康托尔【5】，他的影响对我的工作起了本质上的作用。他对无穷大数论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展露了其不可多得的天分。他的论著极为艰涩难懂，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无法充分理解。我差不多逐字地将其全文抄在笔记本上，因为我发现这种缓慢的进展方式使它更为清晰。就在这一过程中，我发现他的论证有错误，但我还是坚持了下去。完成之后，才发现真正错误的是我而不是他。他是个古怪的人，当他不再写作数学巨著时，他撰书证明莎士比亚著作是由培根【6】所写。他把书寄给我，并在书上题写：“我知道你的座右铭是康德或康托尔的。”而康德是他无端烦恼的根由。在一封写给我的信中他把康德形容为“一个对数学知之甚少却强词夺理的庸人”。他个性好斗，正当他与法国数学家庞加莱【7】进行一场激烈的争辩之际，他写信给我说：“我绝不会屈服！”而且证明情况的确如此。我最遗憾的是从未与他见上一面。有一次正当约好要碰面时，正巧他儿子生病，他必须赶回德国。

    这些大师给我的研究带来影响是在19世纪末。随着20世纪的开始，我注意到一位从此成为我最为尊崇的大师，虽然当时的他仍未为人所知。这个人就是弗雷格【8】。很难解释为何他的理论不曾受到肯定。戴德金已得到应有的赞扬，但是关于同样的主题，弗雷格的论证却有深度得多。我与他的关系相当奇妙。当我的哲学老师华德【9】给了我一本弗雷格所著的小册子《概念演算》时就应该与他联络，我的老师没有看过这本书，所以不知道是否有值得研究之处。惭愧的是，我必须承认自己当时也没有看，直至后来靠一己之力才读懂所有的内容。这本书于1879年出版，而我是在1901年读的。我怀疑自己搞不好是第一位读者。

    最早引起我对弗雷格注意的是他后来的另一本著作，此书在当时被皮亚诺【10】批评为过于微妙；皮亚诺是当时我所见到的最为奥妙难懂的逻辑学家，所以弗雷格必定也是不遑多让。我买了《算术》第一册（第二册还未出版），怀着一颗热切景仰的心去阅读，却因为他所发明的晦涩的符号而感到大受挫折，这样，直到我自己后来也做同样的工作时才真正了解了他的书中要义。视数学为逻辑的延伸是我从过去到现在的看法，弗雷格是详述这个观点的第一人，他也是以逻辑语汇赋予数的定义的第一人。他在1884年即已做到了，但是却没有人知道。

    弗雷格宣称数学还原为逻辑肯定已经完成，在世纪交替期间的几个月我也是如此认为的。但是在1901年6月，我偶然发现一个被证明为具有某种缺陷的矛盾。为此我写信给弗雷格，而他表现出来的高度诚意令人赞赏不已。其时他的《算术》第二册手稿已经交给出版公司，但仍未出版。他加了附录，提到我所指出的矛盾之处是由于算术已经陷入摇摆不定的境地。日后我便明白，就像当年毕达哥拉斯的追随者面对无理数时的情况一样，弗雷格在《算术》的几何论述中寻得慰藉。在这方面我无法仿效他，不过有趣的是，我发现过去的历史在新的环境中重复发生。更令人欣慰的是，我后来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为他争得了应得的认可。

    一个甚为重要的哲学交流来自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11】，起初他是我的学生，之后接下我在剑桥和牛津的教职。他原本希望成为一名工程师，因此前往曼彻斯特学习。工程师的训练课程也包括数学，这令他对数学的基础理论产生了兴趣。他四处探听是否有这样的一门课程，是否有人专门研究这门学问。有人提到我的名字，因此他来到了剑桥。他的个性相当古怪，想法在我看来也很奇特，整个学期我都无法确定他到底是一位天才还是怪人。

    在剑桥的第一个学期结束时，他跑来问我：“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大白痴？”我告诉他：“亲爱的同学，我真的不知道。你干吗要问我？”他回答说：“因为如果我真的是个大白痴，就该当一名飞机驾驶员；但如果不是，就应该当一名哲学家。”于是我要求他在放假的时候，写一些与哲学主题相关的文章给我，这样我就可以回答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大白痴。

    下个学期开始时，他把所写的文章拿给我看。我读了第一句之后便告诉他：“不，你绝不能成为一名飞机驾驶员。”后来他果然没有成为飞机驾驶员。不过，他这个人也不好应付。他常会在三更半夜突然来到我的房间，然后像一只笼子里的老虎来回踱步数个小时。来到我的房间时就宣称当他离开我的房间他就会自杀。所以，尽管我已是昏昏欲睡，也不敢把他赶出去。有一天傍晚，在静默了一两个小时之后，我不禁对他说：“维特根斯坦，你在想逻辑还是你的罪？”“都有。”他回答道，然后又再度保持沉默。

    我们不仅在晚上见面，我还常和他一起在剑桥附近的乡间散步。有一次我诱骗他和我一起违规潜入梅丁雷森林（MadingleyWood），没想到他竟然去爬树。当他已爬得很高时，一位看守员出现了，控告我擅闯禁地。我赶紧要他在1分钟内下来，否则对方就会开枪。他听进去了，并照着我的话去做。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奥国陆军服役，而且在停战后两天被意大利人俘虏。他从拘留地蒙地卡西诺（MonteCassino）写了一封信给我，说当他被俘虏时很幸运地把手稿都留在身边。这份手稿内容是他在前线作战时完成的，后来出版后使他名声大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