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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思想是极“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极“左”的意识结构中，人群分为两大阵营：一方面是年轻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学问比较小的、被压迫的、无名的人、小人物；与之相对立的，则是老年人、富人、贵人、被人看得起的人、地位高贵的人、学问比较多的、压迫者、有名的人、大人物；前者构成了“人民”的主要成分，是最聪明、最有道德、生命力旺盛、迷信较少，因而是最有前途的；而后者则或是敌人，或者是人民中应被改造、斗争的对象。他们愚蠢、无道德、生命力衰退、顾虑重重，是最无前途的。于是，历来被尊为高贵者的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愚蠢的。这种反常的逻辑彻底剥夺了知识分子的知识资本，从心理上打掉了他们的“威风”，这里带有反智主义的倾向。
五，关于将斗争（矛盾、反抗、运动）绝对化、神圣化的“斗争哲学”的反思。
鲁迅曾经说过，人受了压迫，为什么不可以反抗？在备受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的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斗争的尖锐、复杂、激烈，本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并且显然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也必须看到，特别是在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统一、独立，需要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进行和平的经济建设时，中国社会却不断出现巨大的振荡，阶级斗争的风浪一浪高过一浪。这里，固然也是因为存在着外国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封锁，国内种种矛盾的因素，但与极“左”领导者的主观诱导、强化，以至制造显然有关。毛泽东正是将斗争（矛盾、反抗、运动）的客观性、合理性加以绝对化，形成了他的斗争哲学。在当时，到处流传着毛泽东的鼓动斗争的名言：“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面对不断发动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知识分子感到惶惑不安，却每一次都身不由己地卷入斗争浪潮。事实上，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成了残酷的生存竞争的参与者与受害者。而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如文革中的“红卫兵小将”）则为斗争哲学中内含的浪漫主义的激情所吸引，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阶级斗争的急先锋。这一切，对于中国人民、中国知识分子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一场噩梦，但它所造成的精神内伤却不容忽视。在儒家中庸之道熏陶下形成的“温良恭俭让”的传统似乎已经不存在，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都变得好斗、善斗，精神气质上充满了骚动不安。这一切，都会对中国的现实以至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以上的讨论中可以发现，每一个命题在逻辑与历史的起点上，都充满了纯粹、崇高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精神，而其逻辑的展开，历史的实现的结果，却显示出了别的岐向。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本身所具有的浪漫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双重气质，使得他们身处这样的历史情境，常常不能保持独立的清醒的批判态度，往往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既是受害者，又是推波助澜者。
专制的狂信导致对道德底线的突破
在我们这一代理想主义者的以上理念的背后，显然存在着一种思维方式，即是对“绝对”、“纯粹”物——绝对的、纯粹的社会、观念、道德、人性——的迷恋和崇拜。既将自己的理想、信仰绝对化、神圣化，达到狂热的地步；又绝对不容于任何异己者，并将其妖魔化，必要发动“圣战”，灭之（不仅是精神的摧毁，更是肉体的消灭）而后快，这是其追求“纯粹”的必然结果。我曾在《说“做梦”》一文里引述周作人的一个概念：“专制的狂信”，这真是一语中的：理想、信仰一旦发展到“狂信”的极端，就必然导致专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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