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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还在于，这不仅是知识结构上的缺陷，而且更是精神层面的。特别是对中国传统与现代西方文化的隔膜，造成了我们精神世界，我们的视野、修养、情趣的狭窄、单一、浅薄、枯寂与粗糙。问题是这是无法弥补的。内在气质是不能装假的，不如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底气不足。我常自嘲：这是历史造成的没有文化的一代学者，无趣无味的一代文人。这自嘲里隐含着辛酸，还是不说了吧。
“战士兼学者”的学术道路
仍然回到王瑶先生这里来。我在一篇文章里已经说过，“‘王瑶的意义’已经成为现代思想、文化、学术史上的一个课题，引发了后来者的不断追念，思考与论说”《编后记》，《王瑶和他的世界》，页537。。
而且，在学术界有了不同的认识，引发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有研究者认为王瑶先生是“学院派的一员”，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8期。强调王瑶先生的鲁迅研究体现了“对事实和价值，对学术和意识形态的清晰区分与界定”，对“意识形态要求”的“自觉的疏离”，高远东：《某种启示：鲁迅研究史过程中的王瑶先生》，《王瑶和他的世界》，页497。并且认为这是王瑶先生对鲁迅研究的主要贡献。
但樊骏先生在《论文学史家王瑶——兼及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这篇文章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提醒人们注意以下事实：王瑶先生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是“一二·九”运动一个骨干，他是个左翼的文艺批评家，同时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几次被关进国民党监狱，到抗战时期，他脱党走上了学术的道路。王瑶先生和其他学者不一样，有很多学者都是从学术走向政治，他是从政治走向学术，他走的是一条逆向的道路。但是，王瑶成为学者以后，他的学术和早年“左翼理论家”之间，仍然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此，“无法回避他的治学态度、学术风格，和学院派之间原则的区别”。
樊骏先生作了如下论证：第一，王瑶先生强调无论是研究作家作品或是其他问题，都应该注意，它既然是历史的现象，就必然需要一种历史感。与此同时，对于历史的研究也必然与现实生活保持密切联系。也就是他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了“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结合，一方面，强调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同时又强调研究的主体性。其二，王瑶还从史学的社会功能的角度，“强调历史研究对于现实的积极作用”，他因此赞赏这样的命题：“让历史告诉未来”。这就“超越了纯粹学术的界限，很注意它们为现实提供历史经验的社会作用”。第三，王瑶先生的文学观念，竭力推举“为人生的文学”，强调人民本位的价值标准，在他看来，这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本质特征，因此，他强调历史研究中“知人论世”的原则，重视文学和时代的关系。“他最善于联系时代抓住问题和说明问题；在这种场合特别显示出他过人的才能和智慧，还常常提出发人深思的见解。这几乎形成了他的普遍的思维定式和常见的论证模式。”其四，王瑶先生“不仅在青年时代活跃于政治斗争的第一线，而且终生都对于政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的志趣不限于学术，不是一位单纯的学者、不问世事的学院派”，“为人的这一特点，不可能不渗透在他的学术成果中，那就表现为相当浓厚的政治内涵和相当鲜明的政治倾向”。在时代和文学的关系当中，王瑶先生更关注的是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他更多地从政治的角度（包括当时的政治形势、政治事件、政治社会心理等），直接或间接地切入问题”。——孙玉石先生有一个回忆，也证实了樊骏先生的这一论断。那是王瑶先生在他客厅的一次讨论会上的即席讲话，我也参加了讨论，孙先生在他的日记里有如下记录：“我们搞现代文学的，不能离开政治谈文化，不能一味地淡化政治”，这其实是对包括我在内的他的学生的一个批评。因为当时我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想摆脱文学史研究依附于革命政治史的研究格局，因而有意地淡化政治，突出文化与文学因素。王瑶先生理解我们的这一意图，同时提醒我们不要走到否认政治的极端：“淡化政治，淡到了零的程度是不行的。政治这个东西是客观存在，你不找它，它还要找你。现代文学离不开政治，生活里的人谁也离不开政治。这政治过去看得太狭窄了，要把它看做是一个广泛的范畴。但是怎么广也不能广到没有。”
樊骏先生根据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王瑶先生对文学研究现实感的强调，对文学研究对于现实作用的强调，对文学和时代关系的强调，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的强调，论证了王瑶先生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院派的学者，并将其放在“五四”以后的学术史的视野里，就作出了一个我认为极重要的概括。他说：“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于二三十年代逐步出现一个新型的文化学术群体”，“有的接受实证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有的进而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针，以此来重新估价历史遗产，探索发展文化学术的新路；把自己在文化学术领域的专业工作，视为推动社会进步、民族解放的组成部分——不仅没有把前者游离于后者之外，而且自觉地以此作为自己服务于国家民族的主要手段：在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上，是进步的，革命的，往往兼有学者与战士的双重身份，在他们的观念和工作实践中，也是把文化学术与意识形态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群体和学院派的区别，主要在于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自觉性”。樊骏先生认为，鲁迅、郭沫若就是其中的代表，而王瑶先生也应该属于这样一个群体，而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如李何林、唐弢、田仲济等先生，也都是这样的“学者兼战士”型的知识分子。以上所引樊骏先生的意见，均见《论文学史家王瑶——兼及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王瑶和他的世界》，页430、432、435、页445—447。
我是同意樊骏先生的这一分析和论断的。而且如果我们联系前面提及的，王瑶先生把他的研究生导师朱自清也视为“一生皆是诗人，一生皆是学者，一生皆是战士”的知识分子，而鲁迅无疑更是“学者兼战士”型的知识分子，那么，王瑶先生走上这样的学术道路，固然是他的经历、个人精神气质所决定，也是自有学术渊源的。
特殊的价值、魅力和可能存在的陷阱
但是，即使是承认王瑶先生所走的是一条“学者兼战士”的学术道路，紧接着产生的问题就是价值判断：怎么看待这样一条学术道路，这样一类学者的学术成就？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是有不同意见的。
比如，有的研究者把王瑶先生对现实的关怀，特别是对政治的关怀，即所谓“关怀世务”，简单地概括为“政治至上”、“革命崇拜”，并将其价值观概括为：“族国本位=经世致用=政治至上=‘元价值’”；“个性本位=不事王侯=为隐而隐（为学术而学术）=无价值”。——这显然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概括，王瑶先生对学术和政治、现实关系的认识要复杂得多。但也必须承认，“政治至上”、“革命崇拜”对王瑶先生这一代中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再作详细讨论。问题是这样的概括背后隐含着另一种价值判断，即将“政治”狭隘化为一种“官本位”的“权力政治”，“革命”即是通向“王廷”之途，从政，或政治关怀、现实关怀，最多也是一个“时段性角色行为规范”，而不具有“终极性普适价值”。而唯有学术才具有终极性，“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有比现实政治更长久的独立价值”，唯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的学者才能真正实现“个人本位”的普世价值，“以学为本”才是真正的“传道”。参看夏中义：《九谒先哲书》，页348、349、345、405、408，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这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观的颠倒，即以“为隐而隐，为学术而学术”为“元价值”，以“经世致用”、政治关怀、现实关怀为“无价值”。这样的颠倒的价值观（“学术至上”）与所要颠倒的价值观（“政治至上”），其内在思维方式却是惊人的一致：都是将“政治”与“学术”绝然对立，并将某一种选择绝对化。
当然，我理解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院派所作的辩护，对其价值的着意强调，因为我们确实有简单地排斥学院派的问题，而且直到今天，学院派在中国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发展：标榜者多，而认真实践者少。因此，我认为真正的学院派在当今的中国仍然有它的特殊价值和意义，至少说在坚持学术独立，坚持学术传承，坚持精神自由，抗拒御用学术和商业学术上，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反过来也不能把学院派的价值绝对化了，好像与学院派不同的选择，另一条学术道路，比如说“战士兼学者”的道路，就是背离了学术，就要将其逐出“学术殿堂”，至少认为其学术价值不高，这样就实际上是要把学术的判断权垄断在自己手里，这是不利于学术自由和多元化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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