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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隆从一张十分凌乱的桌子后面仰起脸，像一头刚刚睡醒的病猫，地望着来客。来客走到他跟前，身上的衣服发出一种似乎摩擦着骨骼的响声。
“柯其。”赵隆说。
柯其想不到赵隆会先开口叫他，赵隆是《星期》杂志的编辑，任何编辑在作者眼睛里都具有崇高的地位。
“有什么事吗？”赵隆说。
柯其马上笑一笑，虽然他愤怒地想喊，“你不该这么问，你明知道我有什么事。”但他知道他最好是笑一笑。
“我的那篇稿子——”
“看过了。你怎么一直这样的瘦？”
“我不瘦，赵先生。”
“你应该去理理发，我想你上次进理发厅一定是两个月前的事了。”
“差不多。”
“不觉得难过吗？”
“不觉得难过。”
“你很有本领，柯其。”
“人到了两个月不理发都不难过的地步，恐怕是没有什么本领了。”
“去刮刮胡子吧，蓬乱的头发和蓬乱的胡子，使你瞧起来跟囚犯一样。”
“我不如囚犯，囚犯还有囚粮。”
沉默了一会儿。
“赵先生，我来打听我那篇稿子。”
“抱歉得很，”赵隆疲倦地用手指敲着桌子，“柯其，请看一下我们这期退稿份数的统计表，前两期只退回百分之十，上期退回百分之二十，这期竟退回百分之二十七。没有人敢预料下期要退多少，发行人急得天天骂大街。”
“这使我感到意外。”
“我也是一样。”
“什么原因？”
“因为我们刊登的小说不适合读者胃口。”
“啊。”
“柯其，你相信不相信我对你的诚实？”
“相信。”
“那么，不要一直站着，坐下来，让我告诉你。你从前所写的和你这篇所写的，我都看过，写得很好，至少我认为你写的每一篇，都是中国文坛近三十年来难得的创作，我向你道贺。”
“谢谢你。”
“吸烟吧。”
柯其接过烟，焦黄的手指微微抖着，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抖，可能是编辑的赞扬使他激动，也可能是由于编辑先生递给他那支香烟的牌子太高贵。他平常只吸新乐园，而赵隆却吸的是美国幸运牌，它们之间就像一碗稀粥和一席大菜那样的悬殊。
“有希望发表吗？”柯其说。
“没有。”
柯其的手更抖了。
“抱歉得很。”赵隆说。
“为什么呢？”
赵隆吐了一个烟圈。
“告诉我什么原因？”柯其说。
“我想还是不要告诉你。”
“一定要告诉我，赵先生，什么打击我都能忍受。”
“你写得很好，柯其，但读者和老板却跟我的看法不同。”
柯其没有反应，这使赵隆十分失望，似乎一头羊已被牵进屠场而仍不哀鸣一样。赵隆在失望中不耐烦地顿了顿，这才发现柯其的手已停止抖了。
“半年以来，”赵隆说，“我们做了十二次读者意见调查，其中百分之九十，甚至可以说是全体，没有一个人在你名字上画过圈。”
柯其面颊上烧得可以划着火柴。
赵隆说：
“小说就是故事，越迷人越好，越使人官能上和性感上有刺激越好。文字自然要通顺，其实通顺不通顺并没有关系，但一定要天花乱坠，一定要有惊心动魄的高潮。这不是说你写的没有高潮，而是说应该有一种你所不欣赏的那种高潮。而且应该有一种使人看了十分舒服的结局，再不然用最流行的那种什么派的结局也好。”
“什么是什么派的结局？”
“不外光明的尾巴，玄而又玄的尾巴。”
“对的，赵先生。”
“你的作品太有个性了，而我们这个时代没有谁欢迎有个性的东西，无论它是人或是小说。我还要提醒你，最最畅销的小说都离不开女人，不是男的爱女的，就是女的爱男的，或者是男的不爱女的，女的不爱男的。连得文艺奖金的作家都跳不出这种圈圈，而你却打算硬跳。”
柯其手上的烟头掉到地下。赵隆等他把它捡起来，然后懔然地说：“我们需要这一类的作品，你为什么不照着广大的读者胃口写？”
柯其茫然地点点头。
“写得软一点，黄一点，”赵隆说，把一大口烟喷到客人脸上，“恋爱就是性，谈性就要脱裤子。既然可以描写恋爱，当然也可以描写性爱，也可以描写脱裤子。柯其，你要认清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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