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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然而，祝强对自己失去右手的遭遇，却轻描淡写，谈得很少。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他谈得最多的却是珠三角农民工的遭遇、中国作为“世界加工车间”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边缘人身份等“抽象问题”。
祝强来自四川南充农村。18岁时，他因为家贫，放弃了参加当年高考的机会，只身来到深圳，希望通过打工筹措未来上大学的学费。他来到深圳一家塑料制品厂打工，但工作不到两个星期，就在一次工伤事故中失去了右手。他打了三年官司，索赔30万，最后只拿到4万多，刨掉打官司所支付的各种费用，最后所剩无几。
不过，三年的打官司经历，也使祝强成为半个法律专家。他还了解到，在珠江三角洲，像他这样因工伤致残的农民工还有许多，于是，他萌生了一个想法：创办一个农民工维权组织，为同命运的工友们提供法律咨询和维权服务。
四年来，祝强的工作得到了中国国内一些机构的帮助，工作间隙，他还接受了各大学和其他NGO组织的培训，自己也通过了法律专业的大专自学考试。
谈到珠三角农民工的工作待遇，祝强深吸了一口烟：“我接触了许多大量雇用农民工的企业老板，从道义上，他们都想对员工好一些，但从实质上，他们又没办法对员工好一些。
因为作为‘世界的加工车间’，中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末端，企业的利润是很低的，其中有些企业就选择了以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来参与国际竞争的道路。当然，也不排除有极个别的企业，就是以榨取工人血汗、获得超高利润为追求。”我们的谈话似乎很艰难，很压抑，常常是我半天踌躇，不知道该问什么，他半天沉思，不知道该说什么。
祝强说，他在深圳生活了七年，他觉得他已经不属于四川南充农村老家，但他又对深圳没有归属感，他在这个基本上由外地移民、由外地农民工组成的城市里，常常感到一种深深的疏离感和冷漠感，谈到原因，他又似乎尚未理清自己的思绪，往往是刚刚得出了什么结论，随后又否定了这个结论。“我也说不清。”这是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过程中，祝强最常说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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