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调查》 第二部分
户籍与土地(2)

    二

    但上海学者彭希哲却认为，中国不应匆忙地取消户籍制度。在复旦大学文科大楼的办公室里，该校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教授接受了我的采访。“我觉得，如果历史性地看待户籍制度，那么，我们可以说，在过去20年中，户籍制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他的这个观点初听上去，的确让我吃了一惊，但彭教授并没有看出我内心的惊讶，继续阐述他的观点，“我们可以这么想，在过去20年中，中国在制造业的带领下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制造业成为世界工厂的一个最核心的前提，就是中国有大量廉价劳动力，那么，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主要就是农民工，如果中国没有户籍制度，如果农民工可以享受城市工人的所有待遇的话，那么，中国就不会在20年的如此长的时间里，保持如此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也就不可能在过去的20年中把中国建设成这样一个世界工厂。”

    我第一次知道，农民工的边缘人地位、两栖人身份，竟然能如此奇特地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挂上钩，但我不得不承认，这大概就是事实。

    严酷的事实，无情的逻辑。“农民工之所以能够在城市中以比较低廉的价格从事经济活动，也就在于他们的这种两栖身份。”这一次，彭教授似乎看出了我内心的疑问，“因为如果中国没有户籍制度，农民工就会希望拥有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方式、一样的收入、一样的劳动条件，但我现在觉得我是农民，我的家在农村，我到你这里来就是为了挣点儿钱而已，只要收入我认为可以，我就干了，这就是中国很低的劳动成本之所以能够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彭希哲承认，“血汗工资”，使农民工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也承认，户籍制度的存在，使中国城市中的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但他认为，如果从整个中国反贫困的角度来说，农民进城打工，对于缩小贫富差距有极大的帮助，“你想，这部分人本来是反贫困运动的救助对象，他们在农村一年的现金收入不超过一千块钱，但他们到城里打工，一个月的现金收入就可以达到一千块钱，也就是说，他们在城里的经济状况比过去好了10倍。”

    当然，彭教授也认为，应该改革目前的户籍制度，消除它的负面后果，但他强调，如果中国要改革户籍制度，就应该首先改革福利制度，“弱化、或者说剥离原来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那些权利、福利、待遇，而把户籍制度真正回归成为人口管理的一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