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调查》 第一部分
流动中的中国农民(2)

    关注长期家庭分离带来的问题与农村劳动力长期候鸟式的流动相联系的，是多数流动家庭成员间的长期分离。长期分离带来的夫妻关系问题。首先是家庭稳定性：根据我们的调查，十年前几乎听不到外出引起的婚变，而五年后、十年后的调查，我们听到越来越多的农村离婚案例。绝大多数情况下，提出离婚的是外出者，而与外出者的性别无关。其次是长期分居带来的性烦恼，以及由此而生的健康威胁、性骚扰和性犯罪问题，应当引起学者和政府的更多关注。“留守”子女教育问题。许多在外务工经商的父母都向我们谈到留在家中子女的教育问题。可能是文化较高的一方外出(显然文化较高在外务工经商时更有利的)、文化较低的一方留在家中，可能是父母均外出而把子女留给爷爷奶奶带(隔代教育)，都对子女教育有不利影响。“爷爷奶奶只能保证孩子饿不着、冻不着”，其他很难管，甚至孩子天天上网吧打游戏家里都不知道。除了文化教育外，父母子女的情感交流也可能因长期分离产生问题。父母的可能选择是：或者父母其中一人回家，或者把孩子带出来上学。当然，后者面临更多的花费。农村劳动力外出带来的农村养老问题。传统上中国农村是家庭养老、家族养老。如果子女都出去打工，老人在身体健康的时候还能下地干活，但是在老了以后他的养老问题就会突显。子女有钱寄回来，生活花费没有问题，但身边没人照顾，缺少情感慰藉。尤其是举家外迁对农村养老模式的挑战，家庭、家族养老方式能否延续下去？或者需要建立更大规模的农村社会养老制度？

    稳定的制度安排与行为预期农民工在城里看不到自己的前景，没有稳定的预期，缺少安全感。在欧盟的一些国家，对境外的打工者会有明确的规定：只要有人雇用你就会享受一些起码的保障；如果在两年内有稳定工作、交税、守法、没有任何不良记录，你可以进入某一个更高一些的保障水平；这样经过七年(或若干年)的努力，你可以享受几乎所有公民待遇，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申请加入该国国籍。而在我们城市的制度安排中，并没有为进城农民工描绘出任何稳定的前景。何况，我们的城乡之间、地域之间，还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制度安排显然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应忽视给人稳定预期的制度安排所具有的行为导向作用。没有稳定的预期，农民工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他不知道能不能在城里待下去、待多久，所以他要做出两套生活安排，把不多的钱用在两处，要维持两处住房、两套生活用品，还要做好准备随时应付两种生计手段，想得多的人还要考虑参加两套社会保障系统。更不利的是，前景的不稳定使他有很大的投资顾虑，他在物质投资上缩手缩脚，在人力投资上游移不决，因为他不知道投资是否有足够时间收回。不仅是本人在技能培训上的投入，甚至在子女教育上，他也一直拿不准主意，应该让他们上使用全国统编教材的打工子弟小学，还是上使用特有教材的城市正规学校？在社会交往和社会网络方面，他也不得不同时顾及两套生活前景的需要，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城市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适应上。长期分离的生活，已经给一些家庭在夫妻关系、子女教育、老人赡养方面带来问题。没有稳定的预期，社会也将付出更高的成本。在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原本可以帮助进城打工者逐渐立足城市的工资收入，相当部分被寄回带回老家，而老家的新房在城市化进程中可能面临贬值；短期行为、人力资本投资愿望的压低，不利于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和全民整体素质；城乡两套行为规范在城市中的并行增加了城市运行成本，从维持交通秩序到地下黑经济的打击难度；等等。城市不把农民工当作自己人，就不要幻想农民工能把城市当作自己的城市。缺少稳定预期的制度安排，就很难指望农民工能有建设性的长期行为。

    （本文特约作者：白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