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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过珠江三角洲多次。广州对农民进城基本上没有限制，深圳也一样，只有北京、上海有限制，但现在北京、上海限制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了。我们还是用数据说话：1978年，中国只有15万农民工，到了1990年，农民工已经将近3000万，九十年代明显地看出政府的政策是在一直压抑和限制，一直到了1996年的时候，我们算下来，农民工可能才增加了1700万，增加到4700万，真正大规模的增加是在1996年以后，我估计现在农民工已经达到了1.4亿，也就是说，大约10年时间，农民工增加了大约一个亿。
这里面就是一个矛盾点。你知道，农民工的确脏乱差，但这也并非中国特色，我去过印度，印度也是一样。中国目前逐渐在规范街头摊贩，但你要把他们全部消灭掉也不对。街头摊贩也是一种非正规就业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我想，政府把他们纳入正轨的市场，并加强注册登记，还是有必要的，这里面要取得一个平衡点。
我们在另外一项研究中对中国城市化作了一个预测：2020年时，中国的城市化率将会由现在的43%增加到55%，到2030年时，估计中国的城市化率可能会达到62.5%。即便如此，中国在2020年时只是达到当时的世界城市化水平，因为中国城市化的起步很低，现在处在一个加速过程中，现在中国的城市人口是5.7亿人，到2030年时，我想中国的城市人口应该会达到9亿到10亿之间。
——胡鞍钢（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户口制度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计划经济时期，户口制度是最重要的，现在呢，中国在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户口制度过去的积极作用逐渐在减少，消极作用则在增加。我的观点是，户口制度一时可能还不能马上取消。虽然户口制度对城市化的质量和速度有影响，但这种影响也不一定完全是不好的影响。
中国和西方国家不一样，其中最不一样的，就是中国人口太多。13亿人口，如果城市化水平提高10%，就是1.3亿人，那么，这么多人口怎么安置？像加拿大，只有两、三千万人，怎么安置都好说。所以说，如果完全取消户口制度，造成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对城市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对城市原有的生活质量、对城市的住房、交通、环境等等，都有负面影响，另外，对农村的发展、农业生产也是不利的，总之，我们的国力还是承受不起这个负担。
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应该在某些方面做些松动和改革，但完全取消并不可行。
——周春山（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我认为，移民不同于流动人口，一个重大的不同是：移民有归属感，而流动人口没有归属感，具体到挣的钱，如果是流动人口，他就会把挣的钱寄回家，如果是移民，他就会在当地储蓄和消费。这个差别是很大的，特别是在中国，如果外来人口在一个城市取得合法的居留权，取得户口，他就会有归属感。但现在大多数农民工根本无望获得城市户口，所以他们心里想，你们改革开放有成绩，你富裕，与我是没有关系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普遍有一种仇富的心态，仇视本地人的心态，有些犯罪，并不纯粹是为了钱财，而是为了发泄。
——葛剑雄（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中国的流动人口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富裕地区出来的，是经商的，中等地区出来的，是打工的，落后地区的人则不流动出来，因为落后地区的人可能连路费都没有。有些农民工出来，什么技能也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身上只带了500块钱，这也许是他一辈子的本钱，如果他能在城市里找到工作，这500块钱可能很快就赚回来了，但如果找不到工作，路费也用光了，那他一辈子的本钱也就这样耗光了。这也是中国流动人口的一个特点：有的贫困地区，如果贫困到了连路费都没有的话，他就不出来了。例如，西南、西北贫困地区出来打工的人就很少，如贵州、广西，打工的人就少，山西的情况是：有煤的地方很富，没煤的地方就很穷，所以山西出来打工的农民就不多。
北京的民工，来自全国各省，甚至都有来自海南的，北京有很多海南人在这里卖芒果、卖菠萝。当然，打工者的区域分布有它的重点，例如，北京的外来人口中，来自河北、东北、山东、安徽、湖北的比较多；广东的外来人口中，更多的来自四川、江西、湖南、湖北；上海的外来人口中，比较多的来自安徽、苏北、江西、湖北。
——袁岳（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
刘易斯转折点是有条件的，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从这个点就开始真正短缺。换言之，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指的是过去只要创造就业机会，就能把劳动力吸引来，不用涨工资──这样的时代已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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