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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方向和模式。农民工转移的数量和速度，直接影响到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方向和速度。从模式选择上看，存在着走大城市模式还是“大中小”模式的问题。目前中国官方的提法是“城镇化”，而不是国际上普遍使用的“城市化”，这就意味着中国选择的是大城市和小城镇并举的模式。
中国30年的改革，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边走边看”，遇到新问题再去解决。现在回过头来看，30年问题很多，但哪个问题没解决？都找到了解决办法。这大概就是这种模式的一个优势吧！
——宋洪远（中国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我为什么那么早出社会？不是读不好书，要用心读也能读出来，我出来完全是因为家庭的因素，我父母没有什么背景，很穷，所以我15岁就出外打工，做小工，一天才两块钱，做工的地方在龙岩市的一个镇，离我们村有80公里，我年龄小，没力气，我们老板是一个包工头，是我们一个村子的，他照顾我，让我往土墙上刷泥，这份工我做了三、四个月。
到16岁时，我二叔觉得我那么小就做工，可能对发育有影响，就让我去学理发。但做学徒是没有工资的，生活很艰苦，我就靠父母或师傅给的一点零用钱生活。我学理发时，看到人家骑自行车，很羡慕，又想去做工挣钱，所以我学理发学了半年就不学了，又开始做一天两块钱的工，后来挣钱买了自行车。17岁上半年的时候，我在村里开了个理发店，白天去幼儿园代课，利用早晨、中午和晚上的时间给人理发，这样干了半年，17岁下半年时，我又与堂哥一起，去隔壁县做了半年工。
——邱启光（广东东莞市亿鑫钢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那时我天天在温州劳务市场找工作，也没什么钱，有时一天就吃一顿面条，晚上回来，借着老乡那里住，跟他们挤一下。后来我找了一个厂。就这样，我93年去温州，2000年来北京，总共在温州干了七年。
——彭雄兵（北京人民电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
(找工作)不顺利。因为我从农村出来，开始的时候基础比较差，知识面比较窄，我个人的性格也比较内向。举个例子，我普通话不太好，所以遇到很多困难。此外，很多公司对上海本地学生比较青睐，我也不会说上海话，存在着沟通方面的问题。
——严仁杰（华东理工大学本科四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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