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忆念
财富(1)

    ——献给路遥

    李天芳

    没有人会相信作家缺钱，更没有人会相信路遥这样的明星级作家缺钱。他的猝然病逝沉重地打击了读者、朋友和同辈人，阴霾久久地笼罩着人们的心，哀伤和惋惜之情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人的身上流泻出来。一位很久未见的青年朋友登门拜访，感叹唏嘘地对我说：“作家太可怜了，辛辛苦苦地写呀写，一辈子手里能有几个钱?像路遥这样的也不过二三十万吧?”

    二三十万?我愣愣地望他一眼，沉沉地摇着头。这个数字对死者说来，恐怕是个天文数字。

    他吃惊地频频追问：“没有？怎么会没有？他一本本出书，一次次获奖，还没有这点钱？眼下好赖跑点买卖，谁手里没有几十万？更别说那些走红的歌星、影星！”

    我无以作答，更加沉沉地摆摆头，一凭他满脸的困惑质疑，却倏地想起平日路遥有几次跟我有关钱的谈话。

    大约是春节期间吧，他来我家闲聊。路遥一向是谈话高手。他视野宽阔，兴趣广泛，思维十分活跃。特别在他投入时，时时会有精采的议论和智慧的火花迸发出来。从来不会让你感到乏味。这一点无论过去我们同在延安生活，还是后来一起在作协大院朝夕相处，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谈话往往大至国际风云的变幻，小到田间地头的趣闻，至于飞碟的神秘出现，外星人的似有若无，更是他津津乐道的话题。但是那一天我们的谈话却怎么也摆脱不掉金钱这个俗物。

    不管作家们如何钟情于改革，如何欢呼它、颂扬它，但当它的脚步日渐逼近真正到来之际，灵魂工程师首先感到的还是它对自己的挑战。报纸上见天见日披露的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公费医疗制度改革、退休养老改革等等，一样一件都在说明社会主义大锅饭是吃不成了，要你自己掏腰包。而这一切对所有人则一律平等，它不因为你是作家，你曾为它讲过一大箩筐的好话，你就可以少给一个铜板。作为刚刚步入中年的路遥，上有高堂健在，下有未成年的子女，他可能比谁都更加敏锐地意识到生存的挑战和未来的负担。那天他带着明显的焦虑又不失他惯常的幽默对我说：“把他的，咱们从小就知道喊依靠组织依靠党，党好像灵醒了，眼看着依靠不成哩！”

    我笑道：“党早该灵醒了，这么沉重的包袱谁能背下去?再背下去更不得了！”

    不知是因为我的附和，还是他思路的跳跃，他一下从沙发上坐起，不安地说：“不行，咱们得赚点钱，要不，哪一天就像独联体那些文化人一样，全都成了最穷的人！”

    “你怎么谈虎色变?还不至于一下没饭吃。不管怎么变化，你总可以拿出积蓄先抵挡一阵子吧？”我说。

    “积蓄?哪来的积蓄?就那么几个稿费，早都花完了……”

    我当时的惊讶和疑惑绝不亚于前边提到的那位青年。谁都知道他刚刚出版了洋洋百万字的长篇《平凡的世界》，即便稿酬再低，怎么就花得一个不剩？

    他唯恐我不信他的话，掰起指头一一算给我听。哪笔钱添置了什么东西，哪笔钱寄给了乡下，哪笔钱又还了朋友的债……不等他数落完，我已了然于心：不是他有意装穷，有意隐瞒经济情报，实在是收入有限，支出无穷。钱需要一把把地花，文章却得一个个字地写。他仿佛有一个永远填不满的坑。远在陕北山村的两个家，四个生身父母和养父母，还有众多的兄弟姊妹，都需要他一一帮扶和赡养。何况故乡那个平凡世界里的农民们，早就像神话一样谣传他，一笔稿费就买了一辆高级小卧车，每日里屁股后边冒烟地出入大宾馆。既然如此，远亲近邻，七姑八舅，哪个乡下人遇到难处，能不向他伸手?在城里他还有他的小家，他又极不善精打细算、计划经济。每每心血来潮，跑到服装市场，买一件冒名牌的牛仔服，花掉一百多，一条普通的水洗布裤，被人索去七八十。他让我看他的新衣服，怎么样?贵不贵?我常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应该砍价一半。他总恨恨道：“他妈的，又上了一回当！”

    一日他从街上回来，背了一背包食品饮料之类，迈着噗噗沓沓的脚步，一路走到编辑部晓雷的办公室，说他的女儿远远要去春游，他刚才给孩子买吃的东西，什么都好买，只有她要的三明治买不到，跑了好些路，回来时总算在我们附近的阿房宫宾馆找到了。他边说边从背包里拿出那块三明治，指着那精致的塑料盒问我们：“猜猜，这两块三明治花了我多少钱?60块！”

    我怎么也不相信我的耳朵，大宾馆的东西即便再贵，两块肥皂大小、夹着几片黄瓜、西红柿和薄薄一层肉片的三明治，就值那么多?它该不是金子做的吧？

    “我也不信我的耳朵，”路遥解释说，“可我问了服务员两遍，没错，一块30元，两块60元。我愣住了，可是面对那么漂亮的服务员小姐，既已叫人家拿出来了，怎么好意思转身逃走?硬着头皮也得买下，妈的，算咱们倒霉!”

    听他对自己心态和窘状真实毕露的叙说，我和晓雷再也忍俊不禁地失声大笑起来。他急忙朝我摆摆手：“不敢笑，千万别叫老刘听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