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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伯父用老镢头在土地里刨出来的。可是，在他老人家病危的时候，路遥未能给他送上一碗水喝，在他老人家的黄土坟前，路遥未能焚烧一张纸钱……
作为儿子，应该说路遥没有行孝！
有一次路遥来延安，他的父亲领了好几个亲戚叫他办事。路遥的父亲对路遥说，在困难时期，某某给过咱家五升高粱，是咱家的救命恩人，现在他儿子有个什么事，你得给办了；某某是咱的什么亲戚，亲情关系可近哩，他们家有个什么问题，也要解决了……有要求调动工作的，有要解决户口的，还有打官司的，人们对路遥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许多要求。
所有的当事者对上述问题的提出和结果，始料未及：
路遥想不到给自己出难题的竟是自己的生身父亲；路遥的父亲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连一点儿面子都不给；满怀希望找路遥办事的人，更想不到：名声如此大的路遥，竟六亲不认，甚事也不办！
路遥对这一切突然“遭遇”，束手无策。他跑到市场沟山上我住的窑洞里，漫无目标地发了一通牢骚。
有谁理解路遥的苦衷呢？
如果，路遥把该办的、不该办的事情都办了，路遥还是路遥么？
路遥在免职、失恋的痛苦中与您相识，路遥又在疾病的痛苦中与您告别。回顾这四十年的交往，您如何看待您与路遥的友谊？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世界上有许多东西非常珍贵，比方金子，比方宝石。我的父辈不曾见过，我自己也从未拥有，但生活依然。倘若，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朋友，没有友谊，他恐怕就难以生存，即便得以生存，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也就不大了。由此看来，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不是金子，不是宝石，是朋友和友谊。
这是我对朋友和友谊的理解。
有一回，我到医院看路遥。他问我：谷溪，你说“组织”是个什么东西？我难以回答。他说，组织是“五分钟”。我说，你瞎说甚哩？
路遥解释说：我得了“乙肝”，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省委副书记白益民来医院看过，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王巨才来医院看过。于是，比他们小的文化官员或者地方党政领导也就礼节性地到医院来看我。他们不敢和我握手，不敢在我的床边接触，连椅子也不敢坐一下，好容易熬过五分钟，撂一句话给我：路遥，有什么事，你叫小张来找我！
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现在，喝一口水，吃一口饭，上一回卫生间，都得让别人帮忙。帮助我的人都是朋友！
这是路遥对朋友对友谊的见解。
路遥病逝之后，我老伴非常惋惜地对我说：要是不转院到西安，也许不会这么快就走人。
我说，为什么？
她说：西安的吃喝不如延安。
记得有一天上午，路遥就吃过六种饭。曹改萍送的是莲子汤，王克文送的是洋芋馇馇，还有谁送的是“抿夹”，但是路遥尝上一口就不吃了。不吃饭怎么行呢？我老伴又给他煮了一小碗延川的红枣，他吃了六颗。多吃一口饭，就增加一点儿营养，也就增强一点儿抵抗病毒的能量。
在延安，路遥的朋友多，这种饭吃不对，再做另一种，变着花样让他多吃一点饭菜。西安的城市大了，人与人的关系也不像老家里这样。我觉得我老伴说得不无道理。
哎呀，我说得是不是脱题了？
（没有脱题。您正在生动、真切地向我们讲述您和路遥的友谊）
是的，朋友和友谊是一种只有开头、永远不会有结尾的主题。
1969年认识路遥，我们之间就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特别是延川时代，路遥好像是我和我的家庭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路遥忌讳与生人一起居住，很长一段时间，他和我合住一孔窑洞。有一年春节放假，年三十下午他和林达骑一辆自行车到郭家沟，只住一晚上。第二天吃饺子就和林达骑一辆自行车从郭家沟来到刘家沟我的家。按陕北风俗，大年初一是不走亲戚的。可是，路遥不管这些，而且，一来就不走了，一直要住到春节收假，我们相跟着到县城上班。
路遥病逝之后，我们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为了让路遥归故里，原省政法委书记、路遥生前好友霍世仁找我说这个事。他说，路遥的骨灰不能一直放西安，这个事儿咱不管谁管？铜川市政协主席张史杰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正在西安，为了路遥的事，他打电话让我到“芷园”见他。我说，霍世仁也对我讲过类似你的想法，他说，把霍世仁接过来一起谈。那次是省政协开会，延安市政协主席冯文德，榆林市政协主席赵兴国，也都是路遥的生前好友。于是，我们五个人在芷园的客房里，召开了一个民间小会。议定：我们这个组织叫“路遥纪念馆筹委会”，我们五个人都是成员，推举延大党委书记、校长申沛昌为筹委会主任。
我向申沛昌通报霍世仁、张史杰、冯文德、赵兴国和我在芷园开会的情况后，申沛昌说了两句话：办路遥的事儿，我热心；与这几个人一起共事，我放心。
省委宣传部长王巨才通过文艺处的王兰英同志为我带来口信：要我们就重新安葬路遥之事，打个报告，宣传部解决一点儿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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