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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取来担架，把路遥抱在担架上，就和高其国抬上往Ｂ超室跑。
Ｂ超室设在延安地区人民医院门诊大楼的三楼。
也许是我当时心情太紧张，上了一层楼，腿软得就走不动了。
我说：“赶紧放下歇一会。”
高其国说：“稍缓一下。”
于是，我们把他放在二楼的楼梯上，伸了一下腰，又抬上走。
抬上三楼Ｂ超室门口放下，我给高其国说：“你快到文联把曹谷溪叫来，再叫上两个人。”
高其国跑着下了楼。
走进Ｂ超室，很快就进入了检查。经查，腹内有水，再无异常，只是肠子上有豌豆大的一块疤痕。
大夫问路遥：“你以前是否患过阑尾炎？”
“没有。”他说。
检查完Ｂ超，马大夫决定给他拍片。
于是，我搀扶着他，再次放在担架上，由高其国和文联其他三名同志抬着走到一楼拍片室。
然而，刚刚走下三楼，路遥说：“我的一只凉鞋不见了。”
“不管它，快走。”我说。
他也再没吭声。
抬进拍片室，文联的几位同志便去外边给他找那只凉鞋。可是，怎找也找不到，拍完片扶他往担架上躺的时候，我发现他枕头底下有一只凉鞋。
“凉鞋在这。”我说。
“给我。”他说，“让我拿在后里。”
我说：“压在底下。”说着就把凉鞋又放在了他枕头底下，抬回他的病房。
此时，已是夜里９时，路遥的病略有好转，疼痛渐渐减轻。
10时,医院对路遥的病情进行了会诊。会诊期间，他们把我叫到医疗办，对我说：“初步诊断，路遥是腹水感染而引起肝区疼，再无发现异常病症。根据路遥目前病情发展状况，建议让他尽快转院治疗。”
我说：“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但我请求你们告诉路遥，说的时候尽可能对他说并不是他们不治他了，而是这儿医疗条件太差。”
“可以。”他们答应了我的请求。
走出医疗办，我走进路遥的病房。看到他再不像刚才那样疼痛难忍。但是，完全可以看出他被病魔折磨得面目全非，整个身体全垮了下来。
他见我进来，仍关心着我说：“快歇一会，把你害死了。”
我乘机说：“咱赶紧转院。”
他看了看我，没说什么。过了一会，他对我说：“你看呢。”
我说：“还是转院。”
“可以。”他说。
路遥答应了转院之后，我立即将情况告知给延安地委宣传部白崇贵部长，让他尽快同省委办公厅和省作协取得联系，就说路遥同意转院，让他们尽快联系好医院，等医院联系好，我们就动身回西安。
延安地委立即用传真将情况报告省委。
这时，我又走到医疗办，见马大夫正认真地做路遥病情汇报。我高兴地给他说：“路遥同意转院了。”
他说：“很好，路作家的病很重，不敢再拖延时间了。”
我回到路遥病房。他见我进来，便对我说：“世晔，我想上宝塔山看一看。”
我说：“不行，你再经受不起一点折腾了。”
我很悔，我没能满足他这小小的要求。能原谅我吗？路遥。
过了两天，省作协就给我打电话，说医院已经落实好，问我什么时候动身，以便他们到火车站接。
在没有得到西安方面联系好医院的消息之前，绝对不敢冒险让地委或行署帮助购买火车票。因为路遥一转院就必须住院治疗，中间不能有任何偏差和时间的失误。
为此，当我得知西安已经落实好了医院，立即去了延安地区行署，找到办公室副主任樊高林。
当地政府十分关注从这块土地上走出去的作家路遥，对任何要求毫不推辞，并一口答应用最快速度购买4张软卧火车票。
于是，樊主任问我：“火车票买到什么时间？”
我说：“最好5号。”
“没问题，我马上安排人去买。”
我说：“最好包箱。”
他说：“可以。”
火车票已经落实好，再就是赶紧告知路遥的同学朋友。这些事情全部做妥，接着就是办理转院手续。
9月4日下午4时，我把一切手续办妥回到医院时，路遥最小的弟弟王天笑从门里闪了进来，一同来的还有经常给他送饭的妹妹。
他看见他弟来了，高兴地叫了一声：“九娃！”
这时，他让我和他妹妹到外边去一下，他有话想对天笑说。
我害怕他过分悲伤使他明天难以转院，便走出第一道门站住，听房子里的动静。
然而，不出我料，我刚刚把门闭上，就听见兄弟俩嚎啕大哭。
我一把推开门，见路遥抱着他弟天笑，失声痛哭，泪流满面。我一下把天笑从路遥怀里拉起，责备着天笑说：“你不敢这样，你哥一点刺激也承受不了。”
但是，悲伤的泪水仍然没有因此而消失。路遥一把又一把地抹着泪对天笑说：
“哥不行了，哥照顾不了你们了……”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又哭得不能自制。
天笑站在他哥跟前，死死地抓着他的手说：“哥，你别说了，你会好的。”
我和泪相劝，满屋一片悲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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