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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情况告诉路遥，他却说：“这么长的路……唉——看又能顶了个啥。”
但是，夜里他好几次催我到大门口看他们是否来了。
我好几次走在医院大门口，都没有见到他们的人影。
原来，他们路上车辆受阻，在夜里12点以后才赶到延安，没敢贸然闯进医院。
天刚亮，他们就探望了路遥。
中午刚过，路遥就把一天的的液体全部输完，他坐在床上没事。不一会，便对我说：“我想到杨家岭去一下。”
我说：“你身体不行，又病着，去那里干啥？”
他说：“我可以。”
我看到他很想出去转一下，也再不好强迫他别去，便请示医院同意后，就让他在病房里等我，我让作协小张开的车拉他去杨家岭。
然而，当我同王观胜他们来到医院后院时，他就已经站在了院里。
我急忙把他扶上车，就驱车前往杨家岭。
车上，他兴致很浓地给我们介绍延安大学、延安卷烟厂和杨家岭的有关情况。到达杨家岭，他坐在一块石条上，让我们去参观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曾在这里住过的旧居。
返回的时候，他很疲倦，躺在车上，一声不吭，仿佛没有一点力气。
可是后来……
1992年8月28日3时，路遥因7天7夜的失眠，病情突然恶化。
此时，他对我说：“我肚子疼。”
我说：“让我给你揉。”
揉了一会，他说：“这样好受了一些。”
我说：“可能是气不顺。”
……
然而，正当我使劲给他揉着时，他说：“别揉了，疼得更厉害了。”
我急忙跑到护士办，给值班的冯继江护士说：“路遥肚子疼得厉害。”
冯继江给我递来一支体温计说：“你先给他查一下体温。”
我急忙拿着体温计插进他的胳膊窝，还没过三分钟，心急的我就抽出来一看，温度将近40度。
那时，我根本不相信他的体温会这么高，那时，他肚上还按着一个热水袋，于是，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把体温计放在暖水袋上了？”
“不晓得。”他呻吟着说，“难活死我了。”
“重查一下。”我说着把降下的体温计又插到他胳膊窝，走出病房，对冯继江说：“路遥体温将近40度。”
冯继江和其他护士看着我，笑了，以为我和她们开玩笑。
“真的。”我说。此时，我一定是一脸急躁的模样。
冯继江看到我这个样子，就随我走进他的病房，将体温计拿出来一看，也惊讶地说：“哎呀，真的是39.8度！”
她马上走出病房，把情况告诉给了值班医生屈大夫。
屈大夫走过来，看着路遥在床上翻来翻去，痛不欲生的样子，便询问他哪儿疼。
他只说肚子疼，疼得厉害。
他病得很重，说话的力气也快没有了，在床上打着滚，口里一声又一声地叫着我的名字。
我抱着他，使劲地抱着。但是，他因疼痛难忍，仍然在悲惨地喊叫着。
“快给他处理。“我对站在身边的屈大夫说。
“不行。”屈大夫说，“现在不能处理，过早地处理会掩盖他病情的真相。”
此时，他什么也不顾，紧紧抓着我的手，一会坐起，一会躺下。但是任凭他怎样折腾，都不能减轻他的疼痛。
时间过去很长一段，他的疼痛一点没减。
这时，他松开我的手，让我赶快把他的衣服铺在地上，他要往地上坐。
我死死地按着他，哀求他说：“不敢这样，你病太重了。”
但是，他不听，非往地下滚不可。
站在我一旁的延安报社总编李必达看到路遥悲痛欲绝的样子，含着泪对我说：“小张，就让他坐在地上。”
他在地上坐了没一分钟，还是疼得不行，便让我把他扶在床上。他呻吟得触目惊心，无比悲惨。
大约到了5时30分左右，省作协办公室的李秀娥从西安给我打来了长途电话，护士让我赶紧去接。
我正急着没法把路遥此时的危重病情告知作协，忽然秀娥这么及时地打来电话，我强迫拨开他紧紧抓着我的手，跑到电话机前，告诉秀娥“路遥病得很重，跟前再没其他人”。还没等我告诉她路遥究竟病到什么程度，就听见路遥拼命地在房里一声又一声地喊我。
于是，我一把挂断了电话，跑到他跟前，紧紧抓住他的手。
此时，已近6时。正在我焦急万分，不知如何是好时，主治大夫马安柱从传染科后门里走进来接班。
“马大夫，快，路遥病得不行了。”
老马一听，没顾上穿工作衣就跑到病房，一看此状，他也感到很严重，立即给医疗办总值班室挂了电话。
不一会，医疗办的负责人赶来了。
手术室的主刀也通知来了。
内科主治大夫也来了。
……
原来，他们以为路遥另外患了什么病，怕要立即进手术室。但是经手术室的大夫一检查，排除了动手术。然而，一下又很难检查出他的病因究竟在哪里。
于是，医疗办的负责人又立即通知Ｂ超室，让他们立即做好为路遥做Ｂ超的准备工作。
就在我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延安地区文联的高其国正好赶来，马大夫一路小跑亲自前去挂号，让我马上抬路遥到Ｂ超室做Ｂ超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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