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历程
困难的日子纪事(2)

    王卫国也撒谎。他知道了县城文化馆的阅览室，那儿的书报真多哟，摆在黄油漆桌子上，专门让人看。每到星期三、六下午，他心慌意乱地捱到课上完，急匆匆地赶到宿舍，取上干粮布袋，径直跑向阅览室，就像一头馋嘴牛犊溜进菜园子，拼命地啃，不到下班关门，他是舍不得离开那个最使他留恋的地方。偶然被老师碰上了，他就煞有介事地说，已经约好和村里某某一块回，相跟上走，人家让在这儿等，不见不散。回到家里，常常是掌灯时分，大爹大妈抱怨他不早点起身，他则又编谎说换了校长，不准“半灶生”提前离校了。

    在小学，王卫国最怕图画课，没有道林纸，更没有水彩颜料，连那种指头蛋大的十二色硬块水彩，一片也得一毛几，他束手无策，只得端端地坐着，看同学们调色、画画，或者找个借口离开教室，不到下课不再回来。每到这时，美术老师便将教案纸递给他两张，他借这个同学的毛笔，用那个同学的水彩，三下五除二，敷衍了事，老师一般给他及格分数，谅解其家寒。

    音乐课则别开一番生面，他不仅能和同学平起平坐，还略占优势，嗓门高，胆子大，加上他的一个小发现，用吹口哨的方式学曲子，掌握音调快，别的学生还没全会时，他已捷足先登能唱下来了，每每赢得老师的另眼看待，所以唱歌特别卖力气，直能把脸涨得通红。班上或学校举办文艺晚会，也是他出头露面的机会，扮演个匪兵或地主狗腿子，还挺像回事，主角轮不上他。

    初中时，出了一个笑话，王卫国在填写登记表时，不知是笔下之误，还是形近字混淆，把家庭出身“贫农”写成“贪农”，信息传开，不胫自走，他获得了“老贪农”的绰号，全校尽人皆知。两三年后，他因祸得福，沾了“老贪农”的光。

    诚如《在困难的日子里》写的那样，王卫国在完小和初中阶段，备尝艰辛，家里粮食不够吃，公家每月救济二十斤玉米，大妈一粒不剩地安排给他交上灶粮，大爹拖着病体还得参加大呼隆劳动，缺工是万万不敢的，要罚口粮，吞糠咽菜也得让他吃上，唯独苦了大妈，只得提上筐子，拄着打狗棍，沿门乞讨。她是个要脸面的女人，附近熟人多，撕不开面皮，便和一位姓梁的妇女结伴，鸡不叫起身，急行五十里，赶往延长县，那里人生，谁打发上点，就吃，不打发也没关系，人家又没欠自己什么，更有些家户，不打发，还让孩子笑骂：寻吃的，讨吃的，老爷屙下你吃去。甚至授意狗追赶。要饭吃的，有的是时间，就吃饭时得抓紧点，争取多跑几家。饭前饭后，去也白搭，遇有好心人，给掰点蒸馍，大妈就像摆地摊似的，晾干，装入布袋，快满时便往回运动。远离当地讨饭，既不给卫儿丢人现眼，还能给他带回干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王卫国一举成名，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他满怀激情地投入了那场史无前例的造反斗争，上大会，念批判稿，博得阵阵掌声；登高墙，贴大字报，引来簇簇观众；挥拳头，高呼口号，“九种人”闻风丧胆，他以“王天笑”的笔名，着意写过一些引起轰动的大字报和大批判文章，同学们自愧弗如，熬成本班红卫兵组织“井岗山”的山大王，延川中学师生分化成两大派，他又以出众的组织能力一跃而为本派的首领，全县革命群众分裂为两大阵营，他又扶摇直上，被推举为本阵营的领袖，晋升为“军长”。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强行命令两派无条件地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时，王卫国担任本派的谈判代表，两家自称“造反”的和对立面“保皇”的，跌了个平跤，军队硬砍，一家一半，副主任、常委、委员，完全对等。1968年9月15日，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时，王卫国被协商成副主任，坐在城内井滩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俯视高举领袖像和标语牌的芸芸众生，听着震耳欲聋的山呼万岁声，他踌躇满志，颇有点春风得意，革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有人曾作过比较，说县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县长，此话只对了一半。对于军队代表和革干代表副主任来说，都是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有职有权，由于没有县委，其实还兼有副书记的功能，略优于副县长。而像王卫国那种群众代表副主任，纯粹是聋子的耳朵——样子货，上任之日即为受紧之时，办不完的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如何策划大规模武斗还没交待彻底，怎样迫害革命领导干部的审查又已开始，三天爬一次向党交心的台子，五天交一份斗私批修的检查，弄得他无所措手足，到头来，还是被传唤到革委会二层十八号窑洞，被县革委会主任马志亭口头宣布停职。三言两语，王卫国就由县革委副主任变为一介平民，上得容易下得快，仕途被画上终止符号。

    怅然有失的王卫国，回到了养育他的郭家沟，迫于生计，他吆起牛，耕开了地，穿上一件亮红亮红的线衣，扶着步犁，单调地来回于对面山上。而大妈呢，站在硷畔上，看着卫儿给队里耕地，简直是一种享受，县革委会副主任算个屁，没沾一个钱的光，受了一路气，尔格总算擞利索了，受苦种地，不也一样活人过光景。这公家也够不讲理，”文化大革命“是上头有人让闹的，上头不放话，老百姓敢造当官的反？一看闹得不对了，反过来又拾掇造反的，以后谁还敢响应上头的号召？气话归气话，怨只怨王家的老陵里没有当官的风水，卫儿这辈子的死苦是受定了。

    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多亏了王玉德人品好，“拜识”多，十几个“拜识”都是卫儿的干大。村革委会与党支部掌权的几个干大干哥，坐到一搭里合计，王玉德就这一个小子，要照护哩，怎么个照护，让教书。在生产队里，教书是头等美差，活苦轻，工分加补助，有条件学习。若还不信，你看与大队主任或书记沾亲带故者，只要稍识几个爬爬字，哪个没安排在这个岗位上。有人担心，卫儿是造反派头头，怕不宜重用，大队书记刘俊宽和主任郭清俊不怕，不吃皇粮，老镢把谁还能夺得去，几句话，形成一道决议，打发一个人记上工分到城关公社汇报。书记是许世斌，和卫儿一起闹“文化大革命”的，他准保批。果不其然，红印执票拿回来了。王卫国没耕几天地，就当上几个大队联办的马家店小学的民办教师。其间，当别的造反派头头正在接受旷日持久的审查时，王卫国又以同样的优势，顺利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无预备期）。

    村里掌权的重用王卫国，县上办事的也给他谋出路，明明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县上通过公社却调这个“老贪农”参加进驻百货公司的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宣传将近一年，熟人揶揄他是“贪宣队员”。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王卫国来往于县里上层人物之间，有缘结识了延川几位众所公认的“智多星”，他们很会审时度势，能言善辩，立足于王卫国眼下的处境，民办教师和贫宣队员，都非长久之计。他读的书多，笔杆子利索，文有新意，搞写作，只要肯下功夫，或可有成，舍此别无它途。还有行家补充，文学作品不受地域限制，当地不发外地发，真名不行用笔名，就更鼓励起王卫国搞文艺创作的信心。他以缨依红、路遥等笔名，先在县文化馆的油印刊物《革命文化》上发表了《塞上柳》、《车过南京桥》短诗，两炮打响，小伙子便一发而不可收地向文坛进军，读、写、改，近乎废寝忘食。

    在路遥的创作生涯中，曹谷溪是个不能不提及的人物。曹谷溪一九六五年即出席过全国青年业余作者代表大会，在陕北小有名气。他热衷于文学事业，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起之秀。按说，他与路遥“文革”期间分属两大派，所谓势不两立，但是他以文学事业为重，赏识路遥的才气，便倾心扶持。为帮路遥成长，他动过脑筋，想过办法，也受过气，凭那三寸不烂之舌，活动通政工组长，说服城关公社领导，将路遥抽到县革委会通讯组，名为培养通讯骨干，实际是给路遥创造条件。报上差费，让他拿上介绍信，四出采访，扩大视野。当时全县出名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新胜古、槐树坪、四新树，都留下路遥的足迹，模范人物陈静亭，他也访问过。这一段的诗歌、小说创作，因受生活阅历所限，多是这方面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