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刀入鞘》　第二部分
在板桥受管训

    1974年4月，纪秉忠首先出狱；5月，王自忠也重获自由；我则是7月出来的。

    出来的那一天，他们在龟山监狱门口等我。一见面，大家自然高兴得不得了，他们俩便请我到台北一家酒家吃饭。纪秉忠告诉我，他已经在东港安排了船只，只是船价很高——我们3人，每人船费20万，这在当时是很高的价钱。我们刚刚出狱，身上没有多少钱。于是我就通过关系找了几家赌场，东拼西凑地弄到了一笔钱。

    那段时间，我曾回过家一次，但只住了一个晚上，和父亲没谈几分钟的话，见过母亲和弟弟、妹妹就匆匆忙忙出来，一心等着上船。可惜事与愿违，眼看着将成的事又毁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在一家赌场和一个老大发生了纠纷，这个老大知道我们要偷渡，连什么时间和地点都弄得一清二楚。像这样的人，如果我们聪明一点，能容忍就该容忍，但是，因为他不肯给我们钱，我一动了肝火，什么理智都没有了，二话不说就把他打得鼻青脸肿。结果他去分局密告，这下可好，我才出来不到两个月，却在上船前一个星期又被抓了进去。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被捕了，我没有被送进看守所，却被送到管训队，就是板桥职训第一总队。管训一期是5年，一开始要先在板桥接受3个月的新生训练。

    3个月里，我们不做别的事，每天从早上7点钟开始就在操场大太阳底下出操，做些基本动作，由早到晚几乎没有一刻属于自己的时间，比我过去在陆军官校还要苦，只有下午5点半以后才有10分钟的洗澡时间。

    我被送到新收队，也就是第五队。那里的浴室很小，200个人挤在一起，水不多，每个人冲不到几盆。我因为已经在监狱里进进出出很多次了，所以经验丰富，罩子也特别亮，为了不自讨苦吃，非常守规炬。

    好不容易在板桥熬过了3个月的新生训练，我又因为另一条罪被转到台北地方法院，关在看守所里。之后判刑确定，我又被送回“老家”——龟山监狱服刑9个月。这次可不是在四工了，因为我是累犯，所以被送到九工去，编入第四组。第四组组长叫李德霖，外号“小山”，也是飞鹰帮的人，过去和我在一起混过，我们一起住在第十房。

    晚上回第十房后，小山就找我聊天，另两个同房的人也在。我们谈着谈着，就谈到我住的地方——台北县五股乡陆光一村。小山问我：“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苏雅丽的女孩子？”我一听，立刻答道：“怎么不认识呢？她是村子里的美女，也是我的情人呢！”一谈到她，我的兴头可就来了。小山打断我：“你可不要乱吹牛耶！”这一句可是激到我了，为了证明我没有吹牛，便把她的生日以及在育达商职读书时的学号，甚至她大哥、二哥的名字全部说了出来。

    不料第二天，小山悄悄把我叫到旁边，要我以后别再谈苏雅丽的事，因为苏雅丽刚好是我们同房黄廷志的女朋友，不但常常写信给他，还常来看他。我听了吓一大跳，原来小山昨天一直叫我“不要乱讲”就是在暗示我，偏偏我搞不清楚状况。从那天起，本来和我还算热络的黄廷志便与我形同陌路。我想他心里一定很气我，心里也有些愧疚。

    他对我的敌视，从学英文这件事上就可看出端倪。在第九工厂很多人想学英文，我们白天做工，晚上就在房里开班，有三四个人跟我学英文。本来我听说他每天学英文，但自从我开始教英文之后，他便不再学英文了。每当我教英文的时候，他就会拿出一本可以上锁的日记本来写。这本日记本他可宝贝得很，就连晚上睡觉也会把它当枕头睡着。有一天深夜我起床上厕所，经过他身边时，发现已经熟睡的他竟然忘了把日记本收起来，也忘了上锁。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悄悄把日记本带到厕所里去看。日记本中夹了一些苏雅丽的信，看来深情款款。黄廷志在日记上写着：

    雅丽你瞎了眼吗？你怎么会认识这种人？看他现在教英文拽得那个样子，不可一世，好像全世界他最会教英文，我觉得教得也不怎么样！

    我看了并没有生气，反而还蛮懊恼的，懊恼自己实在是“多言多语，多有过失”。

    没多久，蒋介石逝世，我的刑期减到一半，我又被送回管训队的五队，被任命为班长。管训队里分很多不同的等级，一般的队员只是每天出操做工，每分每秒行动都受限；但当班长就可以不必出操，也不必做工，行动自由多了。

    在这个阶段我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张正国，40岁左右，非常会讲话，有绘画的天分，在里面当教官，又负责美术设计，是因犯了诈欺罪被法院判定期矫正才来到管训队的，我们谈得很投机。另外一个是马庭尧，他是空军官校毕业，驾驶过F104战斗机，对音响及电子通讯设备以及汽车结构都了如指掌。最厉害的是，不论再怎么精密的锁他都可以轻易打开，所以有“汽车大盗”之称。我和他的交情不错，处处互相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