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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祖英：其实真正在维也纳最后还有一首返场的歌曲，都没有唱，叫什么歌来着，忘了。最后说还有一首还有一首，再返一场唱一个，我说实在唱不动了，唱不动了，不唱了。最后还有一首歌曲是没唱。
杨澜：你觉得这三场对你挑战最大的是哪一场？
宋祖英：挑战我觉得可能还是应该说是美国吧。美国的这场我觉得这边操作起来也不方便一些。面对美国的观众，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也希望有更多中国的民歌、各种风格的歌曲都能融在、集中在我这个音乐会里头，能多体现一些。所以给自己的压力比较大。选择新作品的比例比较多一点，就是自己给自己压力多一些，就是不像唱那些老歌那么自如。
杨澜：但是你最后唱那个，唱《美丽的美国》，是吧？唱那首歌是最后一首歌，她是清唱的。
柯蓝：胆子挺大。
杨澜：真的把下面那个老美唱哭了。其实你唱了三个地方，都是用当地的语言，唱当地的歌，是吧？
宋祖英：对。
张丹丹：哪首歌学起来比较难一点？
宋祖英：我觉得德语可能还是比较难一些。
杨澜：没错，那叫什么玫瑰来着，我记着。
观众：《野玫瑰》。
柯蓝：好棒啊你们，真优秀。
宋祖英：还有一首。
观众：《我是邮局的克丽斯特》。
柯蓝：我的妈哟。
张丹丹：学的时候难吗？
宋祖英：挺难的。因为从来没接触过德语，原来上课的时候也接触过意大利语，但是呢，在维也纳那边都是用德语，所以就学的德语。
柯蓝：一首德文歌学了多长时间？
宋祖英：那个我学得挺长的，自从定了音乐会以后就开始学。就是哪句学得不合适，完了再倒，完了再唱，完了再倒，就学那个。那个录音机现在还留着。我准备把它永远地保存起来，它为我学德文歌曲，做出了巨大贡献。
杨澜：五十块钱的投资，是非常值得的。
张丹丹：让外国人学唱中文歌，估计也挺难的。
杨澜：但他们就学一句，我来推你嘛。
张丹丹：那是我们湖南话。
宋祖英：还有《爱我中华》《辣妹子》《好日子》《茉莉花》《大地飞歌》。
杨澜：他们就一直在听辣妹子辣，辣妹子辣，后来我上去主持的时候，我说，你们知道刚才那个辣妹子辣是什么意思吗？然后我就说在英语里spicy也是一个双关语嘛，那种特别性感火辣的女孩，叫spicygirl。
柯蓝：辣妹。
杨澜：对，辣妹嘛，我就说要在中国，你想做一个spicygirl，必须先会说吃spicyfood。
柯蓝：就是先要吃辣的食品。
杨澜：对，然后他们，噢，这才明白。刚才听了半天，也不知道唱什么。你现在念念不忘的，这次在美国的演出有什么细节，你会一直记得吗？
宋祖英：杨澜我们在悉尼的时候。
杨澜：悉尼什么呀，我也不记得了。
宋祖英：杨澜特别逗，说话还真有不着急的人。
杨澜：真的，我真是见到了一个真是不着急的人。
宋祖英：你性格也不着急啊。
杨澜：不是，我性格特别急。
宋祖英：不急。
杨澜：我特别急。
宋祖英：不急不急，没觉得急，大家觉得急吗，不急，是吧？
柯蓝：这个算互夸吗？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急也是特别好，你本来给人家感觉就是慢慢的，特别淡定的，也特别低调的。那你在那么紧张的时刻，在国外演出那么长时间，还肩负那么多的压力，你有没有打电话给您先生，或者是跟妈妈或者跟妹妹，跟家里人来说我挺紧张的，或者说我挺想你们的，有吗？有这样一个人吗？
张丹丹：你先生会每次都跟着吗？
宋祖英：不会，他从来没有，他从来不跟。
柯蓝：为什么不跟呢？那谁照顾你呢？
宋祖英：我朋友很多。
柯蓝：你不让他跟还是他不跟？
宋祖英：我也不太想让他跟。确实这个音乐会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他肯定也有压力，我也有压力，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承受压力的时候，可能会心比较静一些，如果旁边有个人，可能不太好办，我还没适应。
杨澜：特逗，演唱会完了，我们坐在一个大的加长的Limo里边，说大家一起去吃庆功宴，然后我就说为什么叫慢性子，她不紧不慢地拿出一个电话，喂，刚刚演完了，还行吧。你挺好的吧？儿子挺好的吧？好，那就这样了，再见。
张丹丹：六句话，我统计有六句话。
杨澜：如果要是柯蓝的话，柯蓝会怎么说？
柯蓝：哎哟我的妈呀，累死我了。
张丹丹：那他怎么看呢？
宋祖英：他会在最早的时候看拿到的磁带，拿到的碟。
张丹丹：他的评价是什么？
宋祖英：鼓励为主。
杨澜：敢不鼓励吗？小宋特别有意思，她就是那个性格，一个是我觉得她特别能够承受压力，第二个就是人缘特别好，我觉得这两个是她成功的两大秘诀。我们来看一位她的老朋友徐沛东老师，他印象中的小宋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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