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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想起刘大任信中的话，录在这里。
“这几年，因为下海的缘故吧，你小说写的少了，觉得很可惜。电影固然也重要，究竟只是集体创作。台湾电影，目前有你和孝贤、德昌等人的东西可看，意义也十分重大。尤其你同孝贤的合作，拍出了台湾的童年，这是一个新传统。民族文化人格，童年人格的创造是个底子，印度的Ray和泰戈尔，也有过这种贡献。不过，我还是觉得可惜，小说同编剧，究竟是两个世界，小说是独立自足的宇宙，它的要求，自然也就苛酷得多。记得你什么地方说过，想花几年时间写长篇，这个想法，不会放弃了吧?如果自学感慨益深，千万莫掉以轻心，回头看，五年十年，常是眨眼间事。”
联合国门前有一方巨石，叫做“一眼望穿”，刘大任写道，“我这一望，却也十二、三年了。”
从事电影编剧四年多以来，越来越深切感到，电影永远是导演的，编剧无份。最热闹的环境和事业，常常却起倦寂之心，想逸脱而去。便忽然很想做一件完全是属于自己的事情，这样的心情写了一篇“炎夏之都”，并且用它取作书名。
收集的六篇小说，“外婆家的暑假”原是杨德昌一部电影的构想，希望我先写出一个故事，后来他并未采用拍成电影。“童年往事”是剧本小说一起写。“柯那一班”本来也是电影题材，可惜被我写坏了。所以另外三篇能离开电影拍摄的动机和目的而写，自己也觉得高兴。
但我心里每有一种就此不写了的冲动，因为再怎么写，也写不过生活的本身。作者的一通篇文章，往往还不如平常人的一句平常话。那些广大在生活着的人们，“不写的”大众，总是令我非常惭愧。因为人，才是最大的奇迹和主题。
由时报出版公司与三三书坊同时出版“炎夏之都”，真要谢谢陈怡真、季季、陈雨航的婉转相迫催稿的耐心，不然这本小说集恐怕还不知道在哪里。
一九八五•八•五•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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