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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好男好女》
后见之明
如果一个创作者不甘寂寞跑出来谈论自己作品，对他已经完成在那里的东西而言，任何说明或辩解，都是多余的“后见之明”。
也许是我的一点浅薄经验，谈论的时候，谈的其实都是知道了的，开发出来的，这些，不会超过创作的当时。创作很像李维史陀说的：“我的工作能够找出，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可能会有的想法。”所以创作者最好是学学天何言哉，什么都别说吧。
可是为什么又要说呢?
只有一种情况，因为失败了。因为没做到，做得不够好，应该这样的，那样的，早知道的话，还可以如何如何的。懊恼，悔恨，终日喃喃不止。这时候的说，与其是说给别人听，倒不如是自言自语，接近忏情了。
与侯孝贤导演共事十余年，合作过十个剧本，目睹他每完成一部电影，便如此来一回周期性的喋喋不休。结语总是说：“再给我重剪一次的话，片子绝对比现在好百倍。”似乎，每一部片子都是一个抱憾，与不满足，下一部片子成了对上一部片子的补遗。
我常常想记录下来他这些后见之明，作为殷鉴不远，提供给电影发烧友们。毕竟，成功的果实大多相同，失败的滋味却形形色色。
《戏梦人生》的位置
日后若有研究侯孝贤电影的人，将会发现，《戏梦人生》在他创作的历程中，是一次巅峰，然后，转折了。
从现有的作品来看，侯孝贤一九八二年的《在那河畔青草青》是告别作，告别他自一九七三年入行以来参加或拍过的各类卖钱片。一九八三年拍《儿子的大玩偶》，开始中毒发作，这一发就到一九九三年拍完《戏梦人生》，终于才算发光光，痼疾出清，好不畅快。
他被人讨论最多已成为他正字标记的固定镜位，和长镜头美学，至《戏梦人生》达到彻底。其彻底，朋友们笑他，可比照相簿，一百个镜头，不妨当作看照片般一页一页翻过去。
长镜头，如众人所知，意在维持时空的完整性，源于尊重客体，不喜主观的切割来干扰其自由呈现。长镜头的高度真实性逼近纪录片，散发出素朴的魅力。
处理长镜头单一画面里的活动，以深焦，景深，层次，以场面调度，让环境跟人物自己说话。因此，单一画面所释放出来的讯息是多重的，歧义的，暧昧不明，洇染的。其讯息，端赖观者参予和择取。
使用长镜头之难，难在如何统摄住看起来是散荡游离，缺乏作用的任何一个单一画面。因为既然不走戏剧，放弃掉冲突、高潮，也无视于情节起码需要的铺陈或伏笔，那么，靠什么东西来完成一部电影呢?
我以为，根本上，长镜头是干脆采纳了另外一种角度看世界。一种理解，一种诠释。
台湾新电影的长镜头泛滥，侯孝贤是始作俑者。但长镜头的问题不在于它的长跟缓，而在于它只是美学形式，却不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态度和眼光的时候。徒当美学，莫怪焦雄屏要说，宁可去看好莱坞电影。
《戏梦人生》把长镜头发挥殆尽，譬如，他在结构上的大胆省略。以他自己的说法是取片断，用片断呈现全部(synedoche?)他说：“问题是，这个片断必须很丰厚，很饱满传神，像浸油的绳子，虽然只取一段，但还是要整条绳子都浸透了进去。”一个片断一个镜头，联接片断之间的，并非因果关系，而是潜流于镜头底下的张力，弥漫于画面之中的气息。
连带的，他影片中一向特有的节约，更节约了。他善借存在于景框之外的空间，声音，事件，以虚作实，留白给观者。由于省略和节约，剪接上他常把尚未发生的事先述了，不给一点解释或线索，待稍后明白，始追忆前面片断的意义。观者得一路回溯，翻耕，不停与整个观影经验对话。
所以单一镜头里，可能倏忽已十年。画外音跨越场景，梭织事件了无障碍仿佛时间的旅行者，一如亚伦雷奈。(以上乃“村声”的吉姆霍伯曼所言。)
《戏梦人生》总结了他过往电影的特质，朝前跃一步，到头了。戏味愈淡，走向愈纯粹的电影。到了电影的边界，令观者起好大疑虑，这到底算不算电影?我的体会，它似乎格外是属于电影创作人看的一部片子。
电影创作人，特别能从这部片子获得喜悦和启发似的。好比黑泽明，路数跟他迥异，看了四遍。伊朗的阿巴斯在坎城看过，后来到日本，对媒体说此片：“看完觉得好，回去再想想，岂止好，简直是厉害。”
大概，这就是《戏梦人生》的位置，归在研发单位吧。不幸的，它离观者恐怕也是又远了些。
做演员
“到得归来”，一幅挂在能乐大师野村保家里的字，意思是，到了彻底，于是回来。用长镜头看世界来表达，到《戏梦人生》满足了，开始想别的。
想做演员。
由于长镜头的真实性，侯孝贤几乎不用明星，直接选择非演员。其实呢，他怎么会不想用明星。但除了明星太贵，太忙，关键还在于，明星是电影工业养出来的夜明珠，用它，就得搭衬其他来调和。工业体系中的各项专技分工、制片、编导、演员、摄影、美术、服装造型、音乐、剪接，要把调门全部提到一般高，才用得好。而台湾是，打以前到现在，从来就没有过电影工业。工业所需要的那种量，跟质，没有过。所以都去了香港，才变成明星。依我看，台湾以后也出不了明星的。
所谓台湾新电影，什么样的生态，产生什么样的物种，“新电影有文化，可是不好看”，诚然。只不过一桩事实须指出，是先有国片的完蛋在前，新电影发生于后，因此非但不是新电影把国片玩完了，倒是新电影摸着石头过河摸出来了一条可能性。碰巧这个可能性偶尔又还会赚大钱，便以为它主导了国片市场动向。焉知新电影的发生，走的是手工业，在以后，至少也仍是手工业精神，它哪有力量涉及市场荣枯呢。
十年来，侯孝贤惟用过一位明星，《悲情城市》里的梁朝伟。是从这部片子起，侯孝贤就老说要拍演员。包括去帮人监制了《少年■，安啦》若干片子，说得更响。至《戏梦人生》讨论剧本时，信誓旦旦要拍人，拍演员，结果拍出来，比他任何一部片子都更看不清楚谁是谁，戏谑为“蚂蚁兵团”。主角索性是时间，空间，沧桑也不兴叹，根本是原理。
创作，原来一半也身不由己。要到《好男好女》，他才有余裕说变能变。这次他实践诺言，真的来拍演员了。
自找题目
但为什么是伊能静?
十个人里面九个人怀疑——不，九个半人吧，伊能静说。总之是，一片看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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