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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认定，苏联有反对派和怀疑派，所以要“向全世界作战”
只搞了半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就暴露出来了。不仅美国人批评，苏联人的指责就更多。赫鲁晓夫认定，“大跃进”是毛泽东的发明创造。“他想表明可以用中国的特殊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他想使世界——尤其是社会主义世界——对他的天才和领导水平留有印象。”他建议人们读一读他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所作的报告。“那个文件相当中肯地（而且我认为是非常准确地）分析了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虽然我当时并没有点中国的名。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不同意‘大跃进’”。①
赫鲁晓夫说，中国人善于发明吸引人的话语。他们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作为“大跃进”这个口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是另一个口号，即“五年内赶上英国，再稍许长一点的时间内赶上美国！”结果，苏联人读到这个口号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然，“领导人激励自己的人民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取得进步，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赶超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想法却是荒谬可笑的。”苏联也想赶上美国，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可以订出一个确切期限的阶段——虽然我们有时候也有点跃跃欲试。”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的目的很明显：“他想如果他能够在5年内与英国并驾齐驱并且开始赶上美国，那他就能够把列宁的党远远抛在后面并且超过苏联人民自十月革命以来所取得的全部进展。”结果如何呢？就在发动“大跃进”的同时，“中国深深地入了困境”，中国的经济实际上“在许多不同的方面立刻倒退了”。
据赫鲁晓夫本人说，中国的“大跃进”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产生了不良影响，这使赫鲁晓夫感到十分担忧。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开始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肆宣扬，说每个国家都应该以中国为榜样，组织公社，照搬‘大跃进’。这种宣传在中国的报刊上比比皆是，过了一段时间，在居住靠近中国边境地区的我们自己的人所出版的报纸上也出现了。说实在的，我必须承认，我们当时很害怕中国人的这套做法，他们企图让我们采纳他们的口号和政策。由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我们不能再继续保持沉默了。我们不得不站出来讲话——不是反对中国和‘大跃进’本身（这是他们自己内部问题，和我们无关），而是反对把他们的座右铭照搬到我们苏联自己的条件中来”。赫鲁晓夫还说，他所采取的行动主要有：一是将受到中国影响的保加利亚领导人召到莫斯科谈话，提醒他们：“假如你们坚持要模仿中国的‘大跃进’，其结果有可能弄得一团糟。”二是在苏共党内解释中国的问题，指出“大跃进”的“危险性和自相矛盾的地方”。“尤其当西伯利亚有些地区党委也接受了中国人这些口号的时候，我们更感到这么做的必要。我们决定在二十一大上提出这个问题，目的是为了稳定我们七年计划的基础。在向大会作的主要报告中，我努力想加强我们党的领导人的抵制能力，不使他们受到盲目模仿中国人所采取的经济措施的诱惑。”①
1959年1月，苏共二十一大召开。赫鲁晓夫、尤金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消息传来，毛泽东极为不满。
也就在这时，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提出了批评意见。结果，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一次公开讲话给彭德怀造成了麻烦。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波拉采夫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对公社提出了批评。他说：“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现在，“我们已经走上了康庄大道。集体农庄已成为农民的亲切的家。”②赫鲁晓夫所讲的只是苏联的公社，也没有指名批评中国。但是，美国人直截了当地说，赫鲁晓夫的讲话是针对中国的。
赫鲁晓夫的讲话发表之后不久，即7月22日，美国《纽约时报》就在头版刊登了一则关于赫鲁晓夫批评整个公社制度的华沙电讯，认为赫鲁晓夫的这番话是迄今为止一位苏联领袖对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公开批评。该报驻华沙的记者甚至说：这番话“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种看法似乎使俄国人感到烦恼，因为苏联报纸有三个月左右对于公社几乎只字未提”。
毛泽东很快就得知了赫鲁晓夫的讲话和《纽约时报》的消息，并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
显然，毛泽东不赞成赫鲁晓夫的讲话，认为赫鲁晓夫在指桑骂槐，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他开始把赫鲁晓夫和美国人对公社化运动的批评同党内不同意见联系到一起，在庐山会议上发动了对彭德怀的严厉批判。
此前，4月24日至6月13日，彭德怀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和东欧各国，并在莫斯科会见了赫鲁晓夫。从国外回来一个月的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批评“大跃进”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彭德怀的批评使毛泽东很不高兴，恰好这时毛泽东得到苏联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议论纷纷的报告，说的都是中国的困难，专挑毛病讲，其结论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严重错误。尤其是在彭德怀写信4天之后，赫鲁晓夫在波兰批评人民公社得不偿失。毛泽东很自然地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怀疑彭德怀在国外是不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是不是与赫鲁晓夫有勾结？结果，毛泽东在批评彭德怀的时候，把话讲得很重，而且感情冲动，语言激烈。他说，彭德怀这次是闻了赫鲁晓夫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看法的气味，是从国际上取经来了，捞了资本来了。有人甚至怀疑彭德怀第二次同赫鲁晓夫谈话有问题，因为当时只有他们俩人，大使馆的翻译并不在场。
于是，毛泽东决心向全世界作战，包括中国共产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8月1日，毛泽东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写了一封短信，并将上述材料和他写的批语送给王稼祥。毛泽东在批语上写了几句驳斥赫鲁晓夫的话。毛泽东还表示，他打算写一篇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他认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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