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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莫斯科却另眼相看
台海海峡危机发生前后，苏联驻华大使馆陆续接到苏联在华专家关于中国“大跃进”的报告。这些报告除了说明中国正在有计划地“向共产主义跃进”以外，还特别提到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一些会议上的讲话，其中包括反对迷信外国，三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等说法。不仅如此，中共中央联络部还明确表示，希望苏联在国内报刊上“积极评价”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而且，中国驻苏大使也不失时机地向赫鲁晓夫“谈一些我国大跃进的形势”。①
在大多数苏联人看来，他们的国家要比中国发达得多。即使这样，苏联人仍然认为，他们要赶上美国，至少还需要15年的时间，而且还要经过极大的努力才有可能做到。可是，经济文化比苏联落后的中国，却说苏联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上“停留得太久了”，甚至想超越苏联，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这不能不让苏联人深感不悦。苏联驻华大使馆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曾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中国的这种做法，认为在经济如此落后的条件下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只能促使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膨胀，除此以外，不会带来任何积极的后果。
中国驻苏大使馆发回来的报告也证实了苏联人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确有不同的看法。报告说，自中苏北京会谈以来，苏联国内存在一些新变化，有些问题值得注意。例如：苏联对中国当前的许多新事物新思想理解不深刻，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向共产主义过渡、吃饭不要钱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等问题就不太了解。
近几年来，俄罗斯的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针对苏联的，是为了防止来自苏联的威胁。说到底，就是想取代苏联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在他们看来，1957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回国后，“异常卖力地在各条战线上”同苏联“作对”。“毛泽东集中全力在自己国家内和党内，进行各种形式和在各种口号掩护下的不妥协的斗争，力图大步前进，超过赫鲁晓夫，超过他的党和国家。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后出现的‘三面红旗’，或者说毛泽东的三个基本政治方针，正是以此为宗旨的。这里并不是与苏联进行和平竞赛，并不是为了共同的事业进行竞赛，而是为了变成强者，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莫斯科和赫鲁晓夫。”①
不可否认，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确实与苏联有关。在去莫斯科之前，毛泽东曾说过，莫斯科那些人利令智昏，无非是搞了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涨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到莫斯科之后，赫鲁晓夫告诉他，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毛泽东当即表示说：“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毛泽东这样说，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在莫斯科期间，他审定修改了《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要求掀起一个全国规模的工农业生产高潮。而且，就在毛泽东宣称“十五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之前，《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毛泽东回国不到两周，刘少奇就在全国总工会召开的大会上公开宣布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目标。
1958年5月8日、17日、20日、23日，毛泽东四次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了破除迷信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同志有几怕。第一种怕教授，第二种怕马克思。以为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爬上楼去。我看，楼下的不要怕楼上的人。列宁说的、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我们做的也有许多超过了马克思。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里出理论。我们干成功了，在意识形态上反映出来就是理论。所以，“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我们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它们总是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人。”这些都是迷信，而“一切迷信都要打破”。现在的办法就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都爆发出来。他还提起一件事，昨天有位同志说“跟了某人走就是不错的”。他认为，这位同志说得不对，这个“跟”字用得不好。①中国人为什么总是跟在苏联人屁股后面，独立思考不是很好吗？
破除迷信，不要服从洋人，这些话使莫斯科听起来很刺耳。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苏联经验不再被奉为神圣。有份杂志公开发表的文章称，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下，“没有必要把苏联的老方法运用到工业方面去”。结果，忽视苏联经验，不信任苏联专家的事件屡屡发生。国家二机部的一份报告透露，中国工作人员“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些不同意见”，结果同苏联专家“彼此之间有些争论”，“在一些技术问题上扭来扭去，各执一词。”②
1958年夏季，不少企业甚至把技术部门撤销了，并且取消了必要的操作细则和生产定额标准。这种做法，不仅使苏联专家无用武之地，而且破坏了企业的生产程序，结果许多产品不合格，造成极大的浪费。当时苏联援建的鞍山钢铁公司就是其中的一例，该公司将技术检查科的人员全部裁减，各车间在没有工艺规程的情况下盲目进行生产，产品也没有经过必要的检验。随之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苏联专家关于遵守工艺规程的建议被置之不理，有些车间甚至把工艺规程废除了，一些工作人员无视苏联专家的劝告和意见。结果不仅使一级钢轨的产量由原来的93%下降到42%至45%，而且使某些高炉拱顶的寿命由原来能炼四百至五百炉，减少到只能炼五十炉。1959年同1958年相比，轧管车间的废品增加了两倍，一号初轧机的废品差不多增长了两倍半，二号初轧机的废品增加了两倍多。
不仅如此，一些建设部门经常违反苏联专家提出的设计要求，随意取代设计中规定的定型材料，毫无道理地违反苏联专家在设计时定下来的标准。由于忽视苏联专家的建议和违反苏方提供的技术规程，经常发生重大伤亡事故，如新安江水电站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故。
这种给企业生产带来极大破坏的做法竟然被冠以“革新”的帽子，引起苏联专家的强烈不满。他们劝告企业领导人，不要毫无根据地违反已经确定下来的并且经过苏联的实践检验过的生产工艺程序，也不能违反有关产品质量的技术要求，更不能打破企业合理的管理结构。专家们不仅提出口头劝告，还向企业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写信。苏联专家彼斯托夫斯基1958年至1959年曾在中国参加过动力设备的安装工作，他在1959年2月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了中国人严重违反苏联技术标准要求的现象。他说：“中国同志决定靠降低安全系数来简化动力装备，不遵守某些电力技术规章，在设备没有保障的条件下安装关键设备，不按技术标准和规章制度使用设备，任意使设备超负荷工作，破坏锅炉的动力状态。同时，还为这些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辩解说，这是反对技术上的教条主义、保守主义和神秘主义。这些违反规章制度的做法，使我们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处于困难的境地。”①
不仅如此，一些中国人自以为是的举止触动了“老大哥”的神经，使苏联人颇为不满。中国驻苏大使馆在1959年1月的一份报告中披露说，最近一些时候，我们有些同志在对外接触中，言谈不够谦虚，认为苏联不如我们中国有办法，没有什么可以向他们学了。不适当地强调中国的成就，甚至夸大中国的建设速度。有些人对苏联人态度傲慢，使苏联人难堪。于是，大使馆建议，今后如果对苏联有什么不同意见，应尽量避免在报刊上或群众中间公开表露出来。对在华的苏联专家应多做一些工作，要以谦虚的态度对待他们。①
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坚持让苏联专家听从中国的“大跃进”。他不可能因为苏联人有意见，就使“大跃进”偃旗息鼓。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批示说：要团结一切苏联专家，同我们一道，争取超额完成任务。即使有少数人在一个时期和我们意见不一致，也应该好好说服他们。总而言之，要遵照中央的指示，团结一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为总路线和“大跃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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