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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
过去很多人拍“三国”，现在很多人拍“三国”，将来还有人拍“三国”。如果要重拍，那么“三国”的故事应该怎么拍？
因为我自己的本行就是影视传媒的教育，搞策划啊，写剧本啊什么的，所以我比较清楚。今天拍电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抓住历史和道德的悖论。也就是说，写绝对的大忠大奸，按照罗贯中的那种写法，已经过时了。到今天人们不会再去讨论道德判断这种一边倒的东西，也就是说大家不希望在一个明确的道德判断上再去加重它鲜明的色彩。其实在大家心中，以古代的公案小说为例，最好看的是什么？八个字，“其情可悯，其罪可诛”。“其情可悯”是感情的判断，同情，无比的同情；“其罪可诛”是一个历史的和法律的判断，他就是犯罪，就是该杀。这样的故事，能在人心中撕扯出千丝万缕的疼痛，是最恒久的。一个电影的时长总是有限的，九十分钟也罢，一百二十分钟也罢，电影的最大效率不是影院灯光亮起的时候，不是满堂掌声或者哄堂而散，而是唏嘘不已、意犹未尽的心理共鸣；这样一种惆怅可能在心里映照到了自己的生活。
易老师讲的“三国”为什么大家会喜欢呢？就是这里面有太多的经验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相关。叙事学上有一个规则，什么样的故事最恒久，它要符合两点：第一，它在我们现有的经验系统之外，是人们陌生的情景；第二，它能在现有的经验系统中唤起深刻的共鸣，那就是熟悉的情趣，这种情趣我们都曾经体会过。极其陌生的情节和极其熟悉的情趣，在他人的故事里演绎自己的悲欢，在他人的起承转合里面流着自己的眼泪。这就是道德和历史的冲突，任何一个历史故事的解读都是当下的解读。我觉得“三国”是一个很好的个案，直至今天还远远没有拍透。
民间情感的固化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我们说到关公的时候，是一个多么高大的形象，但我们说到曹操的时候，一提曹操就是一张大白脸。其实没有几个人真正去读《三国志》，以历史理性去看他的出身、地位和功绩。不用说去读整部《曹操集》，就说读一读曹操的诗，读一读他那种幽燕老将的情怀，读一读他“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诗句，看到“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日月穿行，古今苍生那样一种襟怀，看一看“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的时节他那种悠悠的情怀。他在招募天下贤士的时候，“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这些东西大家都很少去读，读的是什么呢？其实大家记住的是，从他对华佗到对杨修，他那种疑神疑鬼的性格，猜忌之下的滥杀无辜，甚至杀自己的功臣。这一路下来，曹操的这张脸是被民间情感的记忆一笔一笔给涂白的。关公这张脸也是一笔一笔给涂红的，所以今天一提到关公，就是面如“重枣”，这颜色是不可能再改了。
民间情感的这种固化，有可能把历史上的人物读成两张面孔，这种历史与道德的冲突，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实际上完全没有冲突的也可能这样。比如说李隆基这个人，在历史上一个是作为唐明皇的形象，一个是作为唐玄宗的形象。如果我们去读正史，那起码的开元盛世，那样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尤藏万家室”，历经四十年的辉煌治世，这是唐玄宗的一个大的功业，青史留名。只不过是天宝十四年以后出了“安史之乱”，但是造成安史之乱的最重要原因——藩镇割据，也不是到他这里才出现的。所以你会看到，李隆基在历史上是个有做为的皇帝。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唐明皇是什么样的？红颜误国，唐明皇就是一个多情天子，今天说起来，就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就是那样一种“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都是文学上的描述。但有一点，民众情感的血脉，最主要的是来自文学而不是历史。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道德与历史的评价之间，在文学的演绎、情感的延伸与所谓“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这样一种史家笔法之间，其实是存在着巨大的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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